江昺崙專欄：從師大女足抽血事件回看台灣的「身體解嚴」

2025年7月15日被稱為「民主換日線」，意即從1987年解嚴後走到今日，歷經了38年。這漫長的民主歲月，台灣歷經了四次政黨輪替，換過五名總統、從司法、教育、行政、選舉、媒體、行政體制，乃至性別、族群平權等各方面都有了可觀的進步，台灣的民主指數也經常在亞洲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但此次震驚社會各界的「女足抽血事件」，是發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算是運動體系裡的頂尖學校。更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女足教練，同時也是師大老師的周台英，在事件炎上之後，接受媒體採訪時，竟然說：「自認一路走來都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之所以做這個實驗的出發點，也是出於善意，希望用科學訓練讓學生成長，但沒想到會造成學生的負擔和壓力……當我覺得對學生很用心且全心全意時，卻發生這樣的事。」

強迫學生抽血，事後還用權勢打壓學生的周台英，竟然還感到委屈，而同儕劉姓教授更出面否認責任，對受害者說：「難道整個師大都要跟妳道歉嗎？」可見從頭到尾，他們的認知都是源自一個封閉的體系，源自戒嚴時期「國家控制的身體觀」，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對學生的傷害。

由於足球在台灣，相對於其他運動，還沒有到非常熱門、商業化，因此女足的發展，都必須依賴國家、體育培訓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尤其是象徵「normal」（典範、標準）的師大體系，長期以來都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培訓機構。而教師兼教練的周台英，不僅擁有給予學分、安排球員訓練、出賽等權力，更進一步掌控了學生球員的「身體權」。因此周台英才會認為強迫抽血，是「出於善意」，是「訓練的一環」。

簡單來說，在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的身體觀當中，例如蘇聯式、中國式、以及解嚴前中華民國體育培訓體系，球員的身體並不是自己所擁有的，而是屬於集體的資產。如果個人想要抵抗，拿回主導權，只能退出這套體系，自行承擔各種「半途而廢」的羞辱、自卑等負面狀態。這套體系長期實踐下來，系統就越來越封閉，而且資源受到有政治影響力的人把持，無怪乎長期以來各種體育協會的領導者，都是由各政黨政治人物所擔任。因為體系系統，等於政治資源的分配，以及規訓。至今就算民進黨執政已久，還是難以打破。

體育界的身體觀，仍然還在解嚴初期到民主化的階段苦苦掙扎，還在對抗高壓的集權體系。

當然會有人問，集體的身體觀，在特定的場域是有必要的，例如軍警、部分的工作型態，沒有集體的紀律，做不了任何事情。

一件事情並非黑白分明，並不是說體育界的「身體解嚴」，就立刻跳到安那其的無政府主義去，就完全不需要規則與紀律、以及榮譽感，這中間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自由化」的過程，甚至也有「資本市場化」趨勢。「身體解嚴」之後，國家的角色應該逐漸淡化、退居第二線，僅在居中協調體育活動在「國家」、「個人」、「資本市場」三者間的平衡。

事實上，在如同美國那樣體育文化高度發展的國家，體育大多是由資本市場所主導，政府並不會頒發高額的「國光獎金」給選手，對於體育界的控制也薄弱許多。而球員競逐的是達成個人運動生涯目標之後的「名利雙收」，這套機制也會反過來吸引更多孩子、年輕人「追逐夢想」，或者終身成為該項運動的支持者、消費者，回頭壯大了整個資本主義式的運動產業。

不過，必須額外提醒的是，完全市場化的體制，可能也會創造更多集體社會的競爭焦慮，例如資本市場、加上社群媒體共同建構了對於健美、壯碩、特定社會體型形象的「幻覺」，會讓消費者、特別是青少年陷入社群焦慮當中。將身體過度商業化，也不必然是好事。

而在這幾屆奧運後，台灣社會已經逐漸理解運動員個人的身體，與國族主義是可以分開的兩件事情（雖然體育國族情緒還是相當滿溢）。例如2025年6月發生的「桌協取消選手葉伊恬參賽資格事件」，多數民眾都對於桌球協會以「國家榮譽優先」為由，單方面懲罰選手的做法不以為然；而民眾對於運動場上，拼命奮戰而失敗的選手，例如戴資穎無論勝敗，球迷也都願意給予鼓勵及溫暖支持，不會再像過去一樣，只在意最終的勝負成就。

回頭來談，體育界的「身體解嚴」之所以落後其他領域數十年——特別是2025年還會發生強烈侵犯人權的抽血事件。在國族、階級、性別三者上都有其僵固停滯的原因，就國族而言，多數台灣人仍然將體育視為集體主義的規訓系統，球員成就乃屬於集體成就，球員肩負的不僅是個人生涯成敗，更必須肩負家族、學校乃至國族榮譽，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集權與僵固，自然難以打破。

在階級方面，因為台灣人過去的教育觀、國家教育篩選機制，在日本時代是以「三師」為主（醫師、律師、教師），八〇年代後則因產業關係，全力走向理工人才培育，因此台灣的教育的實用主義導向非常明確，而體育往往被視為弱勢翻身的、偏鄉的、不擅讀書的次級系統。坦白來說，體育從小就是被教育體系篩選後的選項（不會讀書才去當選手），所以許多運動員的出身背景比較弱勢（扣除網球、高爾夫等運動項目），這也讓選手本身在體育培訓系統中，更沒有對抗的資本、只能選擇服從師長、教練等威權象徵。而性別更是不在話下，女性在體育界仍舊是「第二性」。台灣棒球第一位女性裁判劉柏君就曾經遇到性騷擾、女廁不足、被歧視等等問題；歷年女足國家隊在克難場地練習的新聞也時有所聞。台灣女性運動相關從業人員在制度上的權益、及文化上的平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然而，本文並非要只是提供讀者毫無希望的負面觀點，事實上，這次師大女足事件之所以在沉寂一年後爆炸，也是因為台灣社會已經認知到，「身體解嚴」的張力已經來到了一個臨界點，封閉體系的壓力鍋就要爆炸了。過去校方搓湯圓、教授間彼此袒護的威權時代即將遭到新時代的挑戰，而民進黨政府為了讓新成立的「體育部」起步能站穩，就必須跟過去的封閉體系對抗，雖然表面上是一起校園霸凌事件，檯面下其實也有意識形態、政黨政治的微妙鬥爭。

近幾年，透過社群媒體民間出現了一股新的思潮，回頭影響台灣社會的「身體觀」。早期從網紅如「早期的館長」、Peata、May、蓋伊等人，帶動了肌力訓練風潮，近幾年健美、健力等運動產業蓬勃發展，與十來年前不可同日而語。

台灣社會從路跑、單車、目前又多了健身，類似這樣的個人化、自由化運動的風潮，比起二十年以身體形象（減肥、減肥、減肥）為導向的運動目標，當代台灣社會的運動風氣、以及科學化訓練的觀念普及，其實是不斷在進步的。

而大重量訓練的提倡者何立安、婦產科醫生烏恩慈等人，則加入了「運動哲學」，喊出「典範轉移」。特別是何立安，因為他大學是念政治系，博士班是到美國春田大學研究運動心理學，因此他從肌力訓練的角度，談出了一套具有人文色彩、且相對完整的「身體觀」價值體系，他反對運動產業裡的社會體型焦慮（大家都在IG上煩惱自己太胖、太瘦、肚子太大、肌肉太小），鼓勵以最大肌力作為基礎的訓練目標，避免老化後的肌力退化，所以提出「抗老化，你需要大重量訓練」，改變了過去運動產業的設定群族（年輕人），，每個人都可以當「最強壯版本的自己」，70歲的長者也可以非常強壯，舉起100公斤的槓鈴。

因此何立安稱之為某種運動科學的「典範轉移」。筆者認為，何立安不僅是談科學，更進入到某種哲學層次，重新探討了台灣人的「身體觀」——身體不再是從屬於國家、體制、或者某種資本宣傳的樣態，而是自由化之後的，專屬於個人的「強壯」身體。

而烏恩慈醫師，則更可以延伸到性別的層次。她以自身的婦產科專業，提倡「備孕、懷孕期間也可以進行重量訓練」，幫助女性、孕婦建構出「強壯的女性身體」觀念，女性不再是被動等待支持、照護，孕期只能臥床休息的客體，而是可以充滿力量的主體。特別一提，烏恩慈醫師本身也有許多刺青，刺青其實也是台灣女性建構身體主權的一種象徵。台灣女性跟亞洲其他國家女性比起來，對於代表個人個性的刺青，接受度相對高，例如拳擊選手黃筱雯手臂上的刺青，充滿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感動了許多台灣人。

以烏烏醫生作為象徵，「刺青」代表著身體主權的掌握；而「強壯的身體」，則是具體的、以肌肉來物理「賦權」（empower），外在肌肉力量與內在精神力量相輔相成。

小結是，當代台灣社會亟需轉型正義，在各方各面都擺脫38年來的威權遺緒。但體育界的身體觀，在「民主化」的進程上相對緩慢，甚至還在與集體主義苦苦掙扎對抗。而台灣社會一方面必須盡全力聲援這些出聲對抗的年輕運動員；每個人更必須親身實踐，去參與「自由化」的運動領域，壯大運動產業，讓國家體制、自主化個人、資本市場三方可以平衡發展。

希望台灣社會可以早日擺脫威權幽靈，不僅在政治上解嚴，更要向「身體的民主化」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