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盈勛／臺北藝術大學教授
經濟學上有個很基本的概念叫外部性，大意是說，一件事如果可以做到個人做事個人擔，那我們就尊重市場機制，不需要國家介入。相反的，如果做一件事好處你拿了，結果（或部分結果）卻要由別人來承擔，那可能就會出現市場失靈，要由國家來採取矯正措施。
最常見的例子是空氣污染，工廠製造商品賺錢，排放黑煙造成污染，卻是由當地居民共同承擔。所以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同意，有外部性的市場應有國家介入，要不建立排放標準，管制工廠排放黑煙，要不就是要求工廠對在地居民提出適當的賠償。至於左派的進步派人士，他們根本認為應該禁止這類工廠設立才是公平正義的。
近期從中配主張武統台灣，到朱孝天喊快統一、台灣是省，都有人認為這是言論自由，尤其一批長期以左派人士自居者，更是主張台灣應該要有絕對的言論自由，甚至武統台灣言論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民進黨政府如果打壓武統言論，就是威權獨裁統治。
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觀點有沒正當性？有，但就跟前述的自由市場觀念是一致的，前提是：沒有外部性。今天如果台灣是個真正獨立自主，不受外部力量干預的社會，那任何的極端言論，在不涉刑責的情況下，我們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的確應該有更高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極端言論自有其他言論來自發性調和。
但這種部分左派跟自由自由派都秉持的觀點的根本問題在於，他們誤以為這種極端言論是無害的，或是即便有害，也是民主社會應該承擔的代價，他們全然不顧一個簡單的事實，發表此類言論者，多半是在中國拿好處，卻由台灣全體人民承擔他們言論的後果。換言之，這些人就是排放言論黑煙的工廠，但這些左派與自由派說，外部性不是問題，政府不應介入，我們要百分百的言論自由。
知識份子為何對商品市場與言論市場的態度有這麼明顯的差別呢？經濟思想大師、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說，言論自由市場是知識份子自己的市場，商品市場則是別人的市場，主張自己的市場應該自由放任，不受任何管制，別人的市場就要受管制才符合社會正義，說穿了也只是一種自利行為：自己要絕對自由，管控別的市場卻對知識份子也有利，他們可以高談公平正義，審查別人的市場，還有錢可以拿。你若說，那是因為商品與言論屬性不同，無法相提並論，寇斯追問，知識份子無人質疑廣告不實應受罰或被禁，但廣告不也是言論的一種？若說廣告使人受害，武統言論難道沒有？更何況，這些武統或是統一言論，實實在在就是中共的廣告/大外宣。
對禁止份子來說，寇斯的直言相當刺耳，他做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者，最重要的貢獻正是在於指出，任何的自由市場都不是在真空中產生的，沒有法律、國家制度的支撐為前提，無形之手只是空談。
中共擺明打著自由反自由，打著民主反民主，卻有一群蛋頭知識份子跳出來說，言論自由是超越國家主權的，即便這種主權是保護這種自由得以存在的根基被摧毀也在所不惜。這聽起來很有知識份子的良知與風骨。
但這些蛋頭知識份子，他們不管這些武統或是統一言論根本不是單純的政治主張，而是與軍事行動一樣，是中共意圖消滅台灣國家主權超限戰的一部份，他們也沒在管，讓這些人在中國吃香喝辣，卻由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來承擔中共的文攻武嚇，這不但有外部性問題，也不符合公平正義。
那最愛呼籲政府禁絕黑煙工廠的左派知識份子，為何卻要主張排放言論黑煙的自由不受限制呢？除了這是他們的市場，這對他們的名聲也有好處，這是一種自利行為，不是什麼道德高度。真左，你要看見那些被欺壓的人，不是從兩岸的矛盾中攫取好處的人。
如果你也讀了些書，同時也很清楚中共對台超限戰的企圖，於是你就深陷在一種兩難中：既有言論自由的信仰，又覺得應該保衛台灣，我該怎麼辦？已故的寇斯，經常被誤解為市場機制的堅定捍衛者，他留給我們的智慧遺產是：自由市場並不絕對好，也不絕對壞，我們應該睜開眼睛，考察真實世界是怎麼回事，再來做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