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傑客／國際關係博士、前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前國務院資深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近日以<台灣如何失去川普>(How Taiwan Lost Trump)為題撰文，發表評論，以直接、毫不客氣的語氣指出台灣「選邊站錯」，並批評賴清德政府輕忽共和黨新右翼的價值觀，與過於偏向拜登政府及民主黨的外交取向，導致如今川普重返白宮後，對台關稅飆升、過境安排觸礁，台灣遭遇冷遇，甚至走向被邊緣化的風險。
這篇評論確實提供一種共和黨圈內的警訊視角，反映出一股真實存在的保守派氣氛：盟友若不強力表態支持，就不值得美國代價支持。面對這類「對價式思維」，台灣既須溝通也須自信，適度調整。然而，該文確實存在數個需進一步釐清的問題：一是將政策變化歸咎於台灣的「站錯邊」是否過度簡化？二是其論述中對川普對台政策本質的理解，是否反而掩蓋更深層的制度與利益計算？三則是台灣在面對川普體系下的現實挑戰時，真正需要調整的，究竟是價值立場，還是外交策略的行動節奏？
惠頓批評賴清德總統未在川普當選後「即刻致電祝賀」，視為失禮與戰略失誤，並暗示蕭美琴副總統擔任駐美代表時與華府「左派圈」過於親近，導致共和黨陣營視台灣「站錯邊」、「讀錯政治空氣」，也使得台灣被課予高關稅。這類評價固然揭示川普時代的外交風格，但也忽略川普決策模式的另一面：其政策雖有情緒成分，但最終仍回歸「交易導向的利益交換」與「槓桿對價」邏輯。
不可諱言，川普與傳統外交邏輯不同，他說過「關稅是字典裡最美的詞」，也認為「別人想保護就得付錢」。甚至有媒體形容，川普正試圖建立一種「現代版朝貢體系」(modern tribute system)，凡事講究「進貢有回報，違抗有懲罰」。關稅因此不只是貿易工具，更是一種階層性符號：誰主動獻上好處，就能被豁免或賞賜；誰未即時表忠或讓利，就要付出代價。
基於以上的邏輯，川普的外交與貿易政策一直都強調「對價」與「重新定價」，即使對傳統盟友也一樣。事實上，即便是與川普關係緊密的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或日本，也都曾歷經「外交冷遇」與「高張對價」的壓力；即使是傳統盟友，日本、歐盟、韓國也都一度面對他的鋼鋁稅、車關稅威脅。關鍵不在於是否「拍馬屁拍得夠早」，而在於是否在川普定義的戰略議題上，付出足夠「貢獻」或「好處」。因此，無論祝賀電文是否即時、是否見NED主席、是否支持環保或多元價值，這些都只是次要理由，真正主導決策的往往是：川普是否認為你給得夠多，或有讓他可以拿來標榜的政績。
川普對台灣課以高達20%的懲罰性關稅，背後原因更多是來自川普政府整體對貿易不對稱、產業利益與政治表態的計算，而不是單純「不打電話」這種表面印象。川普談判的真義，不在乎你是民主還是威權、是左派還是右派，甚至是不是區域安全的盟友，而在於你能否先出價，甚至主動加碼。惠頓將關稅懲罰與台灣政治價值傾向劃上等號，實則(故意)低估川普政府經濟國族主義與「霸權成本再定價」的根本邏輯。
台灣不是沒表態，而是可能還沒「表到他心坎裡」。問題的本質，是如何用合適的語言與方式，在新的政治氛圍下表達台灣的誠意與價值，這確實是我們外交策略需要思考與優化的地方。
另外，惠頓指出台灣政府過度執著「象徵性外交」，如堅持過境紐約而非德州，是一種不識時務的作為。此一說法實則混淆外交象徵與安全實質之間的辯證關係。台灣近年積極爭取過境待遇，目的並非追求某種象徵性的禮遇虛榮，而是在無法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條件下，以有限場域爭取擴展實質的國際能見度與議題設定權。這些「象徵性的安排」，恰恰是台灣進入國際社會的具體可行門檻之一。事實上，以往台灣總統過境紐約，也不是沒有前例。而如媒體所說，此次川普否決賴總統過境紐約，實則與其要安排川習會，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的計畫有關，因此批評台灣過度執著所謂的象徵性外交，實在有失公允。
我們與其過度關注「誰祝賀誰」或「誰見了誰」，反而要注意的是，惠頓的評論間接指出未來外交模式的轉變風向，川普政府可能將更多台美互動，轉為建立在「實質對價」上的條件合作關係。從投資回饋、軍售採購到能源交易，台灣若無法展現出「主動提案者」的姿態，恐將逐漸失去與美交涉的槓桿餘地。這不是象徵外交之過，而是「制度內的價值競逐」正在成為未來外交的主要戰場。
因此，台灣當務之急是：必須提出一套具體而務實的對美價值提案，在外交、經濟與軍事三個領域，系統性建構一套「可見、可計、可交換」的政策設計。
台灣過去的對美外交，靠的是兩黨皆不偏廢，長期努力經營兩黨人脈，建立制度化關係。然而，隨著川普時代來臨，我們不能只想著「過去的華府還在」，當外交關係進入個人化與對價化時，「提前理解」與「主動出價」就是新遊戲規則。此外，政府也要讓全民知道這場變局的挑戰與風險，不要只期待美國「理所當然會挺我們」，而是要知道，這是一場要靠實力、靠判斷、靠腳步快慢的硬仗。說到底，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川普政府未來三年是否真正信任台灣，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台灣能否提前展現可貢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