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聰智／退休工程師
上下游记者林吉洋在他的8/21的報導中指出，丹娜絲颱風至今己一個半月，但嘉義鰲鼓濕地與周邊農地依舊泡在水中，數以萬計豬隻死亡，地方民生與環境蒙受巨大損失。
看來這場災難，不只是氣候極端與地勢低窪的自然結果，可能也是台灣長年積累的治理病灶的縮影。
鰲鼓屬於海埔新生地，地勢低窪、地層下陷又緊鄰海堤，加上暴雨量遠超過抽水能力、水門受潮汐限制，洪水降臨時，難以自然排出，這是事實，但地區停電，一週後才恢復供電與抽水，積水早已成災。
這些自然空間與工程設計的限制，顯然讓鰲鼓，或類似鰲鼓的濕地，在天災下就露出幾乎毫無韌性的原型。
但救災為何如此無力？個人觀察，可能和下列幾點人為因素有關。
1. 多頭管轄、責任切割：鰲鼓濕地由林務署、雲嘉南風景管理處、台糖三方管理，卻無統一應變指揮。
2. 資源調度遲緩：台糖豬場改建、缺乏空間人力，搬遷救援速度趕不上水淹速度。
3. 僅能事後補救：動用抽水機、屍體清理、消毒等。
結果是，看似「有動作」，但少有存在一個快速又有效的整合性指揮系統的圖像，「有為」，似乎離這事件的處理有點距離。
但這是鰲鼓的單一問題嗎？或者它也是台灣整體公共治理的縮影？
在威權時代，政府能快速動員，但犧牲了人權與自由；而在民主時代，自由獲得了保障，但公共責任與行政整合力似乎有所不足，自由、人權，若缺乏公共責任，就會滑向自私。台灣長期少了「公共道德教育」，人們重視個人權益，但少有「社會契約」的自覺。
就這樣，我們習慣了「政府慢半拍、切割責任」，也習慣了「人民忍耐、無奈面對」。事故後政府與社會的檢討往往無法連結，政府維持慣性，社會則默默承受下一次災難。這正是令人嘆息、甚至想放棄的地方。
當然，放棄絶不是選項，但出路何在？個人以為，也許至少有三個層次可以思考：
其一、我們能否強化跨部門的整合機制，讓常設的應變機構具有更高的行政效力，以便整合各部門權責，達到臨危不亂，災難來臨時能發揮令人讚賞的統御指揮。
其二、公民教育是否也要強調社會責任、防災意識，建立公共責任文化？我們要培養的是「追責文化」，而非「容忍文化」。
其三、考量彰顯「如何正確對待各種公眾事故」的社會心態，總是要把危機轉化為凝聚力。比如，視災難不是單純的天災，而是喚醒公共責任的契機。而領導者應該把事件升格為「全民反思與行動」的轉折點，而不只是做危機公關。
鰲鼓的淹水，提醒我們，如果沒有公共責任的整合與行動，下一次災難仍會一樣上演。
台灣真正的挑戰，不是能不能抽得快一點水，而是能不能建構一個「敢於負責、能夠整合」的政府，以及一個「懂得追責、不再忍耐」的社會。
也許我們可以把一次災難變成全民治理升級的起點，形成「快速動員、透明問責、在地韌性」的常態能力。
這，可能才是走出困局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