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韋地／作醫師、《季風帶》發行人。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
活到一定年紀後對年輕時的想法會做出修正，其中之一是我對直接民主的看法變得非常保留。意思就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不該直選，也不應該有全國政策性公投。
康德就很明確反對直接民主制，他認為直接民主必然導向多數暴政，因為「全體」的意見容易壓迫少數意見，而這種壓迫與自由背道而馳。但事實上這個「全體」從來都不是「每一個人」，只是相對多數，但卻莫名被賦予代表「每一個人」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
我覺得直接民主最大的問題是削弱政治專業和代議政治，政治專業者意見的份量被貶至與一個對政治完全不做功課的人無異。比方說，在內閣制國家，總理/首相要持續受他的同黨政治專業工作者監督，如果做得很爛，可以在不換黨執政的情況下被同黨議員一腳踢飛。反之，民選總統因為有直接民主這個尚方寶劍背書，他再怎麼胡鬧無能整個政黨都要被他綁架，不然就會失去執政權。
公投也是如此，往往把很複雜專業的問題，簡化成「支持」「反對」兩個選項。以英國脫歐公投為例，本來真正的命題應該是「英國要如何留在歐盟市場又能最大化維持自身主體性」，結果被操弄簡單的二元對立，多數選民對如何脫歐協議為何北愛邊界如何處理，根本毫無概念。而這個資訊不足結果只差了一點的公投決議，就變成政治專業者要被強制服從的聖旨，而且還不能重投不能重新檢視，脫歐鬧劇嚴重削弱英國國力，只因為開了直接民主的側門。
事實上，直接民主的問題就是強迫多數人盲目從眾。和議員不同，多數人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和總統候選人坐下來吃飯聊天，去了解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多數人也不會有那個時間精力去深度研究公投議題到專業的程度，所以到最後投票的行為多出自跟著自己相信的人或自己支持的政黨投，多過個人的理性判斷。
其實如果把「政治」抽掉換成其他專業，人多會覺得直接民主是很不合理的。
比方說，一個民主社會，不需要公眾去投醫生治一種病要開刀還是吃藥，民主
社會只要確保醫生做決定是基於對病人和公眾的最大利益即可。醫生與醫生之間若有意見差異，應該在專業的領域和機制內解決。如果兩個醫生都需要出來請公眾支持自己的方案，那比的是個人煽動公眾獲得支持的能力，而結果不一定是專業修養上比較正確的決定。
柏拉圖反對直接民主，因為雅典公民投票將蘇格拉底處死，亞里士多德更是對民智毫無信心直接跑了，「我不想讓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毀滅哲學的罪孽」，他說。
仔細想就會發現，直接民主的本質其實是反民主的，最終只會淪為投機民粹政客得利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