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浩／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汪浩臉書
「台灣地位未定論」源自二戰後的《舊金山和約》安排。雖然《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曾提及台灣「歸還中華民國」，但這些只是政治宣言，不具備法律效力。真正具法律約束力的，是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以及1952年的《日華和約》，但兩者均只寫下「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卻未明文將台灣主權歸屬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刻意模糊，使「台灣地位未定論」成為國際法的重要基礎。
當年蔣介石接受這樣的安排，並非因為不在乎主權，而是權衡國際現實的妥協。韓戰爆發後，美國為了冷戰戰略，刻意維持台灣法律地位的模糊性，不願在條約上確認台灣歸屬，以避免將台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政。蔣介石雖然希望和約能確認中華民國對台灣主權，但顧維鈞、葉公超等外交幕僚提醒，若強求明文，可能引起美英反對，甚至削弱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最終，蔣介石接受「未明定」的和約文字，以換取美國在安全與外交上的支持。
這樣的戰略忍耐，反而在長期為台灣留下迴旋空間。因為在國際法上，台灣既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未被明確劃歸中華民國，而是處於「未決狀態」。這為台灣後來爭取「主權在民」的論述提供基礎，也削弱中共將台灣問題簡化為「中國內政」的正當性。
最近，美國在AIT聲明中再次強調，《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等文件並未決定台灣最終地位，這與蔣介石當年接受「台灣地位未定」的歷史背景形成呼應。對美國而言，藉由「台灣地位未定」立場，阻止中共壟斷國際輿論，並保留戰略空間。
因此，蔣介石接受「台灣地位未定」，不只是被動的歷史結果，而是一種外交現實下的選擇。今天美國的表態，正是這段歷史的延續，凸顯台灣地位未決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關鍵在於台灣政府和人民如何將其轉化為「主權在民」的現代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