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興／醫師、《民報》創辦人
日治時代–第一代台灣知識份子創辦《民報》和〈民眾黨〉
1920年代，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接觸了西方文明的洗禮，民主、自由和人權思想、民族自決和社會主義等思潮。也激起台灣知識分子的共鳴。當時的前輩蔣渭水、蔡惠如、蔡培火、林獻堂等人組成「文化協會」，展開台灣人民自覺運動，舉辦文化講座，更於1923年4月15日創立《台灣民報》成為文化協會的刊物。蔣渭水曾在《民報》提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反抗殖民統治，甚至於1927年成立「台灣民眾黨」，聯合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以及學生運動，對抗殖民集權統治。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之後，這些運動遭受鎮壓及解散，許多前輩甚至坐牢身亡，這是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命運。
228大屠殺–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
1950年代，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換來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的軍事佔領。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很快發現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以及缺乏法治人權觀念，又充滿省籍差別待遇。當時的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再度發行《民報》，批評時政，反映台灣人民心聲。不少知識分子如王添灯等也為民喉舌，爭取台灣人的權益都在228時遭受殺害。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當中，國民政府大量逮捕台籍菁英，如施江南、郭章垣、張七郎、湯德章、吳鴻麒、王育霖、潘木枝、陳澄波……等全遭殺害。接著進入戒嚴時期，許多白色恐怖案件殺害許強、郭琇琮等知識份子，又逮捕無數知識份子長期監禁，造成長達39年的獨裁集權統治。僥倖未遭殺害的知識份子試圖突破黨禁、報禁，如雷震、傅正、郭雨新等也受迫害，而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也被判刑入獄，最後彭明敏潛逃出國流亡海外，成為黑名單人士，這是第二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
第三代台灣民主運動 歷經艱難初現曙光
時間來到1980年代，長期被壓抑的台灣知識分子又展開第三代的台灣民主運動。黨外雜誌紛紛創刊，黨外人士串聯參選，並試圖組黨。美麗島雜誌社以政團形式動員群眾遊行示威，被鎮暴部隊鎮壓，隨後有黃信介、張俊宏、呂秀蓮、姚嘉文、陳菊、林弘宣等人遭受逮捕，甚至爆發林義雄母親與雙胞胎女兒慘遭殺害。但是，第三代海內、外知識分子持續努力，終於促使戒嚴解除、黨禁、報禁開放，進而由李登輝主導「國是會議」，海內、外知識分子合力通過「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黑名單」。海外異議分子彭明敏得以返鄉參選總統，海外台獨人士張燦鍙、蔡同榮、陳唐山……等也得以返台參政，甚至陳水扁當選總統造成了政黨輪替。我自己身處第三波台灣民主化過程，也扮演了參與黨外雜誌、接任台灣人權會長救援政治犯、推動228平反運動、籌備及參與國是會議、擔任國大代表推動修憲、代理民進黨主席、參選花蓮縣長及立委等不同角色。
傳承歷史使命再辦《民報》 以反映人民心聲
在2014年4月15日，紀念《民報》91年的創刊日，我又邀請了許多醫界、文化界、學術界、企業界朋友共同集資成立了「民報股份有公司」，發行了《民報》。這是歷史上《民報》的第三度發行，代表台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承。發刊時我們提出日治時代的《民報》發刊詞說：｢民報達民情，民權任你評。｣、｢民心真未死，民族自增榮。｣勉勵我們的工作同仁，以媒體專業倫理自我要求，反映台灣人民心聲，追求台灣主權獨立和社會公平正義，維護人權，提升文化品質為理想。當時《民報》成為台派政論的園地，也擴及醫療、文化、台語文、藝術、國際關係及經濟領域的文章。我們從未違背《民報》的傳統精神，也一貫堅持媒體的專業自律。
但在沒有任何財團和政治黨派的支持下，我們連續虧損了八千萬的經費，終於決定於2018年12月31日解散了「民報股份有限公司」，只留下「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沒有再聘請工作人員，只剩下劉志聰總編及一位基金會秘書將台派主筆的文章放上《民報》網站供人閱讀，如此苦撐將近兩年，又賠了將近一千多萬的經費，只好忍痛停刊。基金會也出版了幾本《民報政論選集》以及《民報人物選集》，還有《邱垂亮教授紀念文集》，作為主辦《民報》的歷史紀錄。
打過美好一仗 期待第四代知識份子奮起
在《民報》結束後，我從未尋找過任何財團或企業界人士求售《民報》，因公司既已解散，我覺得《民報》就回歸台灣歷史，而且我認為《民報》是屬於台灣社會的公共財。我只曾為文呼籲，希望有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能繼承《民報》精神，繼續將《民報》這樣值得珍惜的媒體延續下去，為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人權和台灣人的尊嚴繼續努力。後來太陽花學運出身的黃國昌老師來找我，說如果他能找到一批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願意接辦《民報》，我是否贊成？其實，我發行《民報》那一年（2014年）正好就是發生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我們《民報》是第一家報導學生衝進立法院的媒體。我們的記者當時用隨身攜帶的iPad，用夾腳拖撐住，做了現場實況轉播，當時是第一張傳出來的太陽花學子攻占立法院的照片，《民報》當時也發行快報，特別做了詳盡報導。所以當黃國昌老師來找我時，我樂觀其成，就鼓勵他和年輕人來將《民報》延續下去，發揮《民報》的台灣人知識分子犧牲奉獻、為台灣發聲的傳統。
我真的沒有想到，當時的黃國昌會變成今天的黃國昌這種樣子，在黃國昌擔任時代力量主席的時候，我們有很多朋友還支持他，希望時代力量能扮演台灣本土反對黨的角色，發揮制衡監督的力量。我也在時代力量成立的募款餐會上去為他們義賣籌款。就如同柯文哲醫師當初出來要競選台北市長時，我和許多醫界的朋友覺得他是一股清流而給予支持，我們也幫柯文哲募款，沒有想到後來柯文哲成立「民眾黨」之後會變成今天這種樣子。有時候我們這些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無怨無悔的老朋友，不禁感慨是我們錯了？還是他們變了？
《民報》和〈民眾黨〉屬台灣人歷史公共財 未竟的理想值得嚴肅看待
自從我主持的《民報》停刊後，《民報》似乎歷經了四次不同團隊經營。但我從來不曾過問是誰在做、請了什麼樣子的人擔任總編輯或記者，因為我從來不認為《民報》是屬於誰的。我認為《民報》是屬於台灣人的歷史公共財、是社會公器。就像「民眾黨」一樣，如果能認同《民報》和〈民眾黨〉的創立宗旨，珍惜台灣知識分子的傳承，發揮台灣人自主的尊嚴和精神，這樣來接手《民報》或〈民眾黨〉才有意義。如果不能傳承或不認同第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情操，那大可另行取名，不需去讓《民報》和〈民眾黨〉受到汙名化。以今天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要組織新的政黨或新的媒體是很容易的事，也不需要去背負歷史的責任和壓力。
我最後只能說，今天黃國昌和柯文哲所引起有關《民報》和「民眾黨」的種種不可思議爭論，值得社會大眾共同思考，尤其在面對中國文攻武嚇大肆滲透台灣社會的威脅下，國內又朝小野大的國會動盪不安，國際關稅貿易戰造成經濟危機，2010年代太陽花學運後的知識份子或今天所謂的年輕『小草』朋友，是否能了解百年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百年來台灣人未竟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標能否實現？事實上，黨、政、軍退出媒體早已是台灣社會的共識，媒體作為公正監督的第四權，是否值得大家共同珍惜維護，媒體不該成為政爭的工具，《民報》和「民眾黨」都是台灣歷史的遺產，也是台灣社會的公共財，我想這是台灣知識份子共同的責任，也是我們要嚴肅反省的課題。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作者原標題為：百年來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從《民報》和〈民眾黨〉的歷史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