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郁賢／前雲林縣議員、地方政治工作者
喬治歐威爾在《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中，深刻描繪了殖民統治者那種身不由己、被「面具」所奴役的困境，如被群眾意志推著走的羞辱感。當面對那頭發狂的馴象時，他清楚地知道不該射殺它，可面對背後兩千雙「黃臉」期盼著奇觀，期盼著「白人老爺」展現他的「魔法」，警官因此成了「可笑的傀儡」，他不得不扣下扳機，不是為了正義，不是為了安全，而是為了不讓人笑話，為了維護那個他必須戴著的、「白人老爺」的空虛面具。
這層「面具與傀儡」的邏輯，精準地投射了地方派系政治中，權力運作的細膩與脆弱。在台灣的政治版圖中，花蓮長期以來被視為特定家族牢不可破的勢力範圍，所以有「花蓮王」的稱號。如同殖民地的警官一樣，「花蓮王」及其地方派系在花蓮經營著一套固若金湯的「統治」秩序，地方資源、工程、輿論乃至人心，都必須服膺於這套規則。要的是地方事務由地方勢力絕對主導與壟斷，中央政府必須提供資源、輸誠配合，並扮演「及時雨」的施惠者角色，但絕不能逾越界線，試圖取而代之，或質疑地方治理的權威性。
當天災降臨時，這套「公開文本」的運作機制便暴露無遺。花蓮震災發生後，「花蓮王」在國會上對中央官員表現出的極度憤怒與苛責，其背後的動機，正是因為他感受到執政黨在處理災情時，「違反了公開文本的玩法」。中央展現了過於獨立與高效的救災部署，讓地方王權未能完全壟斷「救世主」的形象，其次，中央官員在國會上對某些問題的答覆或數據的呈現，無意間揭示了地方治理的某些缺陷，這相當於在眾人面前扯掉了「花蓮王」的「堅定、果斷」的面具，所以「花蓮王」憤怒，不是單純基於對災民的關心，而是因為執政黨的某些舉動，打破了上述的「公開文本」，使他成了歐威爾筆下那個「被推著走的傀儡」。
在國會殿堂上，「花蓮王」的怒吼，就像是歐威爾筆下警官被迫射殺大象時的內心掙扎的外部投射，憤怒的爆發，只是權力維護自身形象的細緻運作，他必須通過怒吼來重新戴上並強化「強勢領袖」的面具，向所有選民和地方樁腳證明自己依然是那個能為地方強力鬥爭、對中央頤指氣使的人物，這是一種政治姿態的重塑與維護。同時，怒吼也是對中央發出的強烈恫嚇與約束信號：「你們越界了！下次請嚴格按照我們的規則來玩。」這是一種維持地方統治邊界的儀式。最關鍵的，這是為了防止「被笑話」，如果他表現得溫和或接受中央的解釋，在地方樁腳看來，他就是「認輸」了，他的權威就會像那個臨陣膽怯的警官一樣，被地方群眾嘲笑。這就是權力的核心，不在於實質的鬥爭，而在於形象的維護。
隱藏文本的凝聚，也許可以讓不滿到推翻成為可能，在地方王權的公開文本與國會的怒吼之下，確實也存在著一股被宰制者的「隱藏文本」。這種「面具邏輯」也解釋了徐榛蔚在災民面前的行為，他的辯解，揭示了地方派系權力的病態渴求與脆弱性。需要的不是客觀的真相，而是災民作為「被統治者」的公開臣服與理解，希望災民們能夠「好好演戲」，遵循地方領袖是施惠者與英雄的「公開文本」，不能公開嘲笑或質疑其權威。如果災民敢於公開指責，那就是對「王」的「面具」的撕扯，地方派系無法承受這種公眾質疑。因此，必須辯解，來要求一個公開的「臣服」，如警官內心渴望聽到的「大人英明」。
但當災民在網路論壇、私下聊天、或社群媒體的私密群組中質疑「善款花到哪去？」、「為什麼這次不捐縣府專戶？」或暗諷地方官員出國考察時，這就是「隱藏文本」的聲音。這是公眾不滿與懷疑的私下表達，是集體對「王」的「公開文本」的拒絕，這種隱藏文本是「我們知道你們在演戲，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施惠形象，你們的治理模式是不可信賴的。」這個「隱藏文本」極具顛覆性，因為它不再是對資源的依賴性不滿，而是對「王」的統治正當性，根本性質疑。
花蓮王在國會的怒吼與其妻在地方的辯解，都與歐威爾筆下警官的困境如出一轍，那不是力量的展現，而是脆弱權力極力維護自身面具的掙扎，這場政治戲碼的核心，始終是那張被權力精心打造、又隨時可能被群眾嘲諷撕裂的面具。
當地方王權的「面具」在接連的災難與爭議中，如善款流向的質疑、救災效率的檢討等，一但出現裂痕，當足夠多的個體發現彼此擁有共同的「隱藏文本」時，這種私下的共識便會在某個臨界點爆發，網路的傳播與媒體的聚焦，成為了將私密「隱藏文本」轉化為公開挑戰的「擴音器」。當多數民眾公開且集體地說出「我們不相信你們的治理，你們的權力是虛假的」，那麼地方王權的「面具邏輯」將有機會失效。這時，地方王權將發現自己如同歐威爾筆下那個不得不開槍的警官一樣，身處一群不再是「被宰制者」而是「公開挑戰者」的凝視之中，這股能量的凝聚，或許不會直接導致物理上的推翻，但將從根本上瓦解地方派系賴以生存的「權威與尊嚴」，最終迫使整個統治秩序崩解，或至少被徹底地重新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