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情報體系觀察者
對於日本情報界來說，上月剛成立的高市早苗內閣帶來一個歷史性的變革，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後發表政策聲明，在論及防衛政策上，就直接指出成立「國家情報局」(「国家情報局」)作為情報蒐集司令塔的重要性，除了宣布成立「國家情報局」，還預計在2027年成立「對外情報廳」(「対外情報庁」)，據媒體報導，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於10月2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將和相關閣員共同研究，最快將在明年國會提出相關法案。
此舉相當於安倍晉三內閣於2013年設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為日本國安體制帶來深遠的影響。
至於該如何看待高市早苗內閣的情報改革，筆者將就此做粗淺的論述。
「國家情報局」是日本版CIA嗎？
成立「國家情報局」是高市早苗長期倡議加強情報能力的主張之一，她在競選綱領中就提出設立「國家情報局」的構想。
當高市早苗內閣預定成立「國家情報局」的消息傳到台灣時，不少人都產生某種誤解，把「國家情報局」當成所謂的「日本版CIA」，其實大謬不然，雖然從1990年代迄今，不少日本論者談到建立日本對外情報機關時，提出由內閣情報調查室升格並擴充編制為「日本版CIA」的概念，假定名稱則為「國家情報局」，這種「國家情報局」等於「日本版CIA」的倡議影響了包括台灣在內看待日本情報改革的認知，例如有學者認為高市「要比照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日本的國家情報局」就是典型的誤解，實際上並非如此。
高市規劃的「國家情報局」並不是像中情局負責諜員情報任務，而是更接近美國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NI)的協調及規劃角色，至於計劃2027年度末前成立的「對外情報廳」才是負責諜員情報的單位，讀賣新聞報導的圖示就非常清楚表明這一點。
照目前的規劃，做為內閣情報調查室首腦的內閣情報官將升格為未來的「國家情報局」局長，主持「國家情報會議」(「国家情報会議」)，相當於日本版的「國家情報總監」。
如果說「國家情報局」是未來日本情報界的司令塔，那麼前述將在後年成立的「對外情報廳」就是未來日本情報界的實戰部隊。
將於2027年成立的「對外情報廳」
「對外情報廳」基本上是執政聯盟的「日本維新會」所提出的主張，「日本維新會」在10月初對情報政策的倡議就提出許多積極的主張，如建議成立前述「國家情報局」、「對外情報廳」和制訂《間諜防止法》等。
這份報告對於「對外情報廳」多所著墨，比如說：
一、「對外情報廳」主要任務是非軍事領域的對外情報蒐集。
二、「對外情報廳」的情蒐重心以諜員情報(HUMINT)為主。
三、「對外情報廳」是否該比照美國中情局直屬內閣的國家安全保障局，還是像英國秘密情報局(MI6)作為外務省的「外局」從事對外情報蒐集，其中利弊得失值得進一步討論。
四、「對外情報廳」人員構成不應該是各相關省廳派員組成，而是該由「對外情報廳」獨自招募、養成。
五、應該為日本情報界的相關人員設立專門的養成訓練機關。
「日本維新會」在前述論點為「對外情報廳」擘劃出相當完整的藍圖，也提到設立如美國「國家情報大學」(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為日本情報界提供深造的教育機構。
這份倡議如「國家情報局」、「對外情報廳」、《間諜防止法》都為高市早苗內閣所採納，凸顯出這份倡議的重要性。
不過，目前看來，「對外情報廳」可能由目前隸屬外務省，實際上由警察系統指揮的「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国際テロ情報収集ユニット」)擴充升格而成。
如果真的是由「國際恐怖組織情報蒐集組」作為「對外情報廳」的主體，那麼有可能是往「日本版MI6」的方向前進，而不見得是若干論者所認為的「日本版CIA」。
高市早苗內閣情報改革的挑戰
盡管高市早苗內閣在情報改革上展現出強烈的魄力，但是並非完全是一帆風順的，至少有兩個可能遭遇的絆腳石：
一、雖然自民黨、「日本維新會」聯合政府積極推進前述情報改革，但是在野黨如立憲民主黨和近日脫離自民黨執政聯盟的公明黨都質疑前述情報改革，特別是《間諜防止法》可能帶來危害公民權益和引起中國、南韓外交緊張，在政治和輿論上的逆風難以避免，當年安倍晉三推動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所面臨的政治和輿論反彈恐將重演。
如何化解這些反彈和阻力，考驗高市早苗的政治手腕。
二、盡管設立「國家情報局」、「對外情報廳」都已在政策時程，但是長年困擾日本情報界的省廳本位主義仍未消弭，從目前看來，警察系統和外務省的權力之爭並未落幕，未來「國家情報局」、「對外情報廳」的首長人選、指揮權等等都可能引發警察系統和外務省的角力。
省廳本位主義是否將拖累日本情報改革的步伐，仍待高市早苗展現領導力和國安團隊的折衝，才能讓情報改革不會因為省廳本位主義的互扯後腿而遲滯不前。
躊躇不前的台灣情報改革
高市早苗內閣在成立之初，就大刀闊斧的提出情報改革，高市早苗的膽識和魄力、日本維新會的積極倡議都促成了這個變革。無論成敗，高市早苗的情報改革已經在日本情報史上留下值得銘記的章節。
反觀近年來的台灣，主政者和國安團隊幾乎沒有在情報改革上有任何積極的動作，即使是權力基盤穩固的蔡英文政府也是如此，而朝野政黨對台灣情報界也沒有見到如日本維新會這樣的倡議和推動改革，和日本的高市早苗內閣兩相對照，高下立判。
這樣因循苟且的態度去迴避情報改革，是否能夠讓台灣的情報界更進步，答案不問可知。
高市早苗內閣的情報改革，對於日本國安體系、情報界將帶來如何的影響，以及如何將日本的情報改革作為借鏡的他山之石，值得台灣關心情報事務和國際政治的有心者密切觀察後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