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智強／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近日霸凌事件頻傳，知名小兒科醫師孩子遭痛毆住院，加上校園暴力影音在社群媒體瘋傳，再次引爆社會對校園安全的集體焦慮。輿論焦點逐漸轉向一個尖銳取捨，升學主義氛圍仍在的台灣社會，校園暴力的加害者，是否應付出「升學權益」作為代價？
韓國已給出強烈回應，前檢察總長鄭順信之子，因涉及嚴重霸凌同學卻仍錄取首爾大學引發眾怒。眾怒難犯韓國政府祭出重典，宣布多所大學將拒收有霸凌處分紀錄的學生，明年更計畫推廣至全國，師資培育體系更採「零容忍」，亦即曾有暴力前科者不得為人師。韓國社會雖有「剝奪改過機會」的反對聲浪，但主流民意認定，若升學制度無法反映品德，不僅無法嚇阻暴力，更是對受害者的二次羞辱。
回眸台灣，現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納入修復式正義精神，惟實務上與升學制度完全脫鉤。無論情節多嚴重，並未不影響升學路徑，導致升學制度缺乏嚇阻力度，受害者亦難以感受到正義的平復。
然而，台灣若要仿效韓國將「霸凌紀錄」與升學掛鉤，必須極度審慎。韓國模式若要在台落地，最大阻礙仍在於「程序公信力」。
校園霸凌的認定涉及複雜的人際互動與背景脈絡，猶如當前雷厲風行的「校事會議」，調查品質因受訓過程不嚴謹，導致結果參差不齊。同樣的行為在不同學校，常出現「小案大辦」甚至「案案必辦」的疑慮。
此外，家長社經背景的落差，可能決定了在調查程序中的話語權。若缺乏透明公正的調查機制，貿然將調查結果嫁接升學資格，恐讓擁有法律資源的強勢家長更容易脫罪，弱勢家庭反而成為制度下的犧牲品，造成更嚴重的階級不公。
因此，升學制度改革不僅於「零容忍」的口號，可行方向是建立「有條件的連結」：針對經過完整調查、確認情節重大的暴力紀錄，應適度反映於特定升學階段，例如師培、軍警等科系，同時保留改過遷善的評估機制。
教育的底線是正義，手段是輔導。我們不必照單全收韓國嚴刑峻法，但宜藉此契機，修補校園霸凌與升學制度的適度連結。
唯有讓相關調查程序具備更嚴謹的制度與公信力，霸凌紀錄的升學資格處分才具有正當性，真正守護校園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