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郁賢／前雲林縣議員、地方政治工作者
「不要想著被打的都是壞人」，這是每一位台灣人都必須面對的良心拷問。
近期，面對猖獗的詐騙犯罪，國民黨立委洪孟楷、許宇甄、牛煦庭等民意代表，聯手將嚴肅的刑法修正降格為一場「高聲量政治操作」，他們利用社會對性侵、虐童、詐騙等惡行的極度憤慨，新聞上以「七成民意」、「家屬的眼淚」、「亂世用重典」等煽動性語言，企圖透過輿論浪潮，繞過審慎的法理辯論，強行引入「鞭刑」這種酷刑，將複雜的國際人權義務和憲法禁止酷刑原則，簡化為全民公投的單選題，無非是將法治專業降格為「多數人是否贊成報復」的民粹邏輯。
著急地拋出「鞭刑」來懲戒詐欺、虐童、性侵等重罪，甚至擬以公投來讓民眾表態，這是「新法家」的誘惑，是一種政治怠惰與民粹的惡性結合，它用短暫的感官報復，換取對憲政人權、法治專業與結構性改革的長期損害。我們要想的是鞭刑，真的是防止詐騙的解藥？此種「亂世用重典」的呼聲，看似滿足了部分社會大眾對犯罪的深切憤慨，也要明白這種訴諸感官刺激，是無視憲政人權的「偏方」，絕非台灣社會改革的正道，「鞭刑」是群眾情緒點火器，弱勢者將如何成為「重典」下的代罪羔羊？將希望寄託於「一鞭解千愁」的肉體威懾，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懶惰思維，它轉移了社會對真正制度性改革的關注。
臺灣的歷史事實早已證明，「亂世用重典」根本毫無作用！事實上，臺灣並非沒有鞭刑，只是這段歷史在我們的課本中被隱晦，在戰後，中國國民黨「宣稱」的亂世，即動員戡亂時期之下，臺灣人民的命運受盡束縛與剝削，那段歲月，入罪、判刑、槍殺全依當權者的心情，國人的生命被國家權力恣意掌握，直到「解嚴」之後，臺灣人的生命才「漸漸」受到現代法治的保障，至今不過短短幾十餘年。
距離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過去七十餘年，仍會發現許多長輩仍戒慎恐懼地闡述這段黑暗時期，最近上映的電影《大濛》，提醒著我們，不要走回頭路。國家權力一旦被授予合法施行酷刑的權力，重啟以「痛的領悟」為名的暴政，無論其目的是懲戒詐欺或其他犯罪，其後果都將是憲政秩序的全面崩潰，絕不能為了追求短暫的「解氣」，而讓國家再次掌握這項危險的工具，重蹈極權迫害的覆轍。
此刻，國民黨部分人士趁著社會對犯罪的憤怒，引進鞭刑，這無異於是將臺灣推向歷史的回頭路，必須嚴肅提醒所有因憤慨而同意酷刑的人。請想想那段黑暗時期——迫害是真的，流的淚是真的，傷痕是真的，生命是真的，國家暴力的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所謂的「重典」從來不會真正遏止犯罪，只會成為當權者壓制異議、剝奪人權的工具，讓臺灣再次籠罩在恐懼與傷痕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