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衡／長期研究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寫作者。
台北近日發生的隨機暴力事件，再次引發社會高度關注。輿論迅速分流：一邊試圖從犯案者的心理背景尋找答案，一邊期待制度提出更周延的「預防方案」，彷彿只要理解得夠深入、制度設計得夠精細，這類悲劇就能被徹底避免。
這樣的期待可以理解，卻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不太討喜、卻長期存在的現實：隨機暴力事件，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被「完全預防」的問題。
從歷史與社會結構來看，無論是在治安嚴密、福利完善的社會，或是在制度相對薄弱的國家，低頻率、難預測的隨機暴力始終存在。犯案者往往並非在事前就清楚顯露異常，而是長期隱沒於看似正常的社會運作之中。人們日常戴著面具生活，在公共場域維持功能正常，真正的轉折多半發生在外人難以觸及的私人時刻。
也正因如此，寄望於事前辨識「高風險個體」、或透過心理輪廓精準預測犯案者，本身就極為困難。這並不是否定關懷他人的價值，而是必須承認：把公共安全的主要希望，寄託在一個幾乎無法驗證、也無法操作的層次，本身並不務實。
浪漫化敘事，反而模糊了真正的重點
每當隨機暴力事件發生，公共討論往往快速轉向對加害者內在世界的深度挖掘──他的成長背景、羞辱經驗、心理創傷與情緒機制。表面上，這看似一種「理解」；實際上，卻很容易讓討論偏離真正重要的方向。
對多數一般民眾而言，這些事後的心理敘事，既無法提供可操作的行動指引，也無助於當下的風險應對。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暴力被過度賦予故事性、被反覆詮釋為「情有可原」，它不但無法降低風險，反而可能在無意間成為風險的放大器。
歷史經驗已提醒我們：暴力一旦被浪漫化，就容易被複製。這並非鼓吹冷漠，而是提醒社會必須清楚區分「理解現象」與「合理化行為」之間的界線。
系統性降低霸凌，仍然必要，也必須持續。承認隨機暴力無法歸零，並不等於放棄所有努力。有一件事仍然清楚而且重要：系統性地降低霸凌行為，確實可以縮小潛在風險的母體。
無論是在校園、軍隊或職場，減少霸凌、建立申訴與介入機制，都是社會應該持續投入的工作。這些努力不會讓風險消失，卻能降低極端事件發生的機率。這是結構性的、長期的風險管理，而不是即時解方，但它依然值得做，也必須做。
問題在於，當這些必要但緩慢的改革，被錯誤地包裝成「能夠預防所有悲劇的答案」，反而會讓社會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
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會把所有安全的希望都押在「事前消滅風險」上，而是同時思考：當風險真的出現時，個體是否具備更高的存活與應變能力？
提高公共警覺，並不等於活在恐懼中。你依然可以正常通勤、出遊、參與公共活動；差別只在於，是否具備對異常行為的基本辨識能力，以及在關鍵時刻做出判斷的心理準備。
在突發暴力中，真正能降低傷亡的，往往不是英雄敘事，而是簡單、可重複的原則：拉開距離、尋找遮蔽、迅速離開、必要時提醒他人。
這些行為不需要高尚的動機，也不需要浪漫的詮釋，它們只指向一個最樸素、卻最重要的目標──讓更多人活下來。
從歷史角度看，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因為我們成功消滅了所有風險，而是因為我們逐漸學會在不確定之中，降低代價、保存生命。
恐懼無法保護社會，敘事也無法。真正有用的，是清醒、警覺，以及對風險極限的誠實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