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長期以來，台灣核能政策的爭論，多半圍繞在技術安全或是否重啟的政治選擇；談核能安全，政府則常強調「標準完備、應變有據」。然而，真正攤開制度細節，卻存在難以忽視的落差。以緊急應變計畫區（Emergency Planning Zone，EPZ）為例，台灣現行設定為核子反應器設施方圓8公里以內區域，然而此一範圍，若對照國際核災經驗與風險治理實務，是否足以回應事故後的實際需求，仍有值得檢視之處。
回顧國際重大核災，1986年車諾比事故的長期污染區與疏散區遠超過數十公里；2011年福島核災時，日本政府多次擴大疏散範圍至10、20公里，而部分地區至今仍不適合居住。這些案例提醒，在爐心熔毀或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洩等高風險情境下，污染擴散受氣象條件、地形與事故演變影響極大，難以事前以單一半徑精準預測。事實上，在國際核安實務中，EPZ從來不只是以行政方式劃定的圓圈，而是一整套關於決策權歸屬、啟動條件與疏散指揮鏈的治理安排。
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必然發生核子事故，而在於制度是否誠實面對「一旦發生，後果可能超出原先假設」。將EPZ設定為8公里，實際上預設事故可被有效控制、外洩有限，且疏散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然而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承載已接近極限的台灣，這樣的前提，在台灣現實條件下，仍存在多項尚待驗證的變數。當制度設計與風險現實出現落差，應變機制便可能在關鍵時刻失效。
更重要的是，EPZ不只是技術數字，而是公共治理工具。它直接影響防災演練規模、避難路線設計、醫療與救災資源配置。若風險評估過度樂觀，真正承擔後果的，將是未被納入規劃的居民，而非制度設計者。這也正是台灣核能政策中，較少被系統性討論、卻直接影響風險後果的治理課題。
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安全指引，核災應變至少涵蓋兩個層次：近程緊急應變區與遠程防護行動區，後者可依事故與氣象條件擴及數十公里以上。這也顯示國際核安思維早已納入「超出設計基準事故」的最壞情境，並承認緊急應變規劃必須具備情境彈性與擴張性。在實務上，多數核能國家皆承認，EPZ並非固定上限，而是最低起點。
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台灣對8公里EPZ的長期迴避討論，反而暴露核能治理仍停留在「合乎規定」而非「承擔責任」的思維。台灣地狹人稠，斷層密布，地震、颱風等災害頻仍，核電安全有其敏感性及嚴重性。若核能被視為氣候與能源政策的選項之一，台灣就必須誠實檢視現行應變制度是否符合風險現實。否則，若缺乏相應的制度檢討與準備，8公里的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終究只是行政上的界線，難以回應核災風險所帶來的實質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