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中立無法解決憲法法庭的爭議──從桑德爾的共善視角談起

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 談到台灣憲法法庭組成的爭議，自然讓人聯想到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桑德爾以公共哲學聞名，在其著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他評判了功利主義、自由意志主義、羅爾斯與亞里斯多德的正義論，最終提出核心主張：正義不應只是價值中立的程序，而應指向目的，且必須積極追求共善，並承擔公共責任的實踐。

在另一部名著《民主的不滿》（Democracy's Discontent）中，桑德爾進一步批判當代憲政與政治哲學的現狀。他指出，當代政治正逐漸演變為一種「程序共和國」，這類政體主張在道德與宗教辯論中保持中立，試圖建立一個撇開實質價值觀的法律框架。然而，桑德爾認為這種對中立的過度執著，反而導致公民美德的淪喪，並因缺乏共同目標而加劇社會的分裂。

我們或許可以嘗試運用桑德爾的理論框架，從兩個層面檢視當前憲法法庭的爭議：其一，三位大法官（蔡宗珍、楊惠欽、朱富美）拒絕參與評議所展現的「程序共和國」困境；其二，憲政主義與法治主義在憲法架構下的真正意涵。透過這雙重視角，探討在憲政危機下，大法官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在這場爭議中，三位大法官嚴守法條、拒絕參與評議，一方面可以被理解為對法治良知的抗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個風險：如果將法治僅理解為形式合法性，而不問其背後的共善精神與公民責任，最終反而可能傷害民主憲政的根基。

三位大法官主張，依修正後《憲法訴訟法》，憲法法庭未達最低十人評議門檻，因此未依法組成，自始欠缺審判權。在這樣的理解下，她們拒絕加入評議，並在庭外公開意見中宣稱，由另外五位大法官作成的判決欠缺正當性。

與此同時，另五位大法官為避免憲法法庭長期癱瘓，決定不將拒絕參與評議的三人納入現有總額，以維持解釋權與人民訴訟權的行使，並在判決理由中指出：若將三人納入計算，法庭人數就持續不足，將嚴重妨礙憲法保障機制的運作。

若套用桑德爾的問題意識，關鍵焦點不僅在於三位大法官對「依法組成」的法律見解是否正確，而是在重大的憲政危機下，大法官如何理解自身的角色與公民責任：是否只要自認立場是嚴守成文法門檻，縱使憲法法庭已被癱瘓，她們仍可不必考量這件事對台灣社會共同體與權利保障的實質影響？

以桑德爾的語言來說，大法官的職務不只是套用程序規則的技術官僚，更是一種植根於命運共同體的公民角色，肩負維護憲政秩序與共善精神的使命。在這個期待下，完全退到形式法條後面，將自己定位為純粹的程序執行者，本身就會招致質疑：這究竟是出於良知的堅持，還是一種迴避實質責任的退場？

三位大法官公開自我定位為：既然《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已經公告生效，憲法法庭就必須先服從該法對組成與門檻的規定；在沒有先宣告修法違憲之前，自己不能逾越憲訴法的規定參與評議，因此唯有選擇拒絕加入憲法法庭。

這是一種極端強調「法律優位」與「程序中立」的姿態，恰恰落入了桑德爾所批判的「程序共和國」窠臼。若從桑德爾的立場加以檢視，就會衍生兩個層次的批評。

第一，這種自我理解不符合中立的原則。表面上看似依法行事，實際上卻等於接受了立法院藉由修法重構乃至癱瘓憲法法庭的效果，並在客觀上站到了改寫權力分立架構的一方，只是將這個實質的選擇隱藏在程序語言之後。

第二，這種姿態可能削弱公民對憲政體制的信任。公民眼中看到的，不是願意在憲政危機中承擔共同體風險，並清楚說明自身在多重義務間如何權衡的大法官，而是以技術理由拒絕面對憲政危機的被動中立者。

這兩點恰恰呼應了桑德爾對「程序共和國」的批判：當民主體制只剩規則與程序，卻缺乏對德性與共善的追求，最終將導致公民對制度的道德認同徹底流失。

站在桑德爾的框架，我們可以公平承認三位大法官的一點：她們或許真誠相信，自己的退場是以「守法」方式向社會示警，指出立法院的修法造成嚴重的體制矛盾，使憲法法庭在法律技術上陷入失序的狀態。從這個角度看，她們的拒絕參與評議可以被解讀為一種「象徵性的警鐘」，試圖喚起對立法院修法正當性的反思。

然而，令人更關心的是：「這樣的抗議行動是否有助於共善精神與民主憲政原理？」如果其結果是憲法法庭長期停擺，人民訴訟權實際無法行使，憲政秩序出現的空窗又被立院多數持續濫權所利用，那麼即便其動機在於「守法」，效果卻是在加深共同體的憲政危機，這就與桑德爾所強調的「制度與職務應朝共善與公民德性負責」的方向背道而馳。

在評價「法律優位」與「倫理良知」衝突時，從桑德爾的視角，會存在以下三個值得關注的關鍵因素：

第一，就法的層級與正當性基礎而言，要先釐清被遵守或被抗拒的是什麼規範：是明顯不義、侵害基本人權的法律，還是主要屬於程序或技術層面的瑕疵？越接近保障人格尊嚴、基本自由與平等核心的規範，越能支撐「倫理良知」優先的立場；相對而言，若爭議多半是程序門檻，則較難正當化全面退場。

第二，就抗拒行為對共善的實質影響而言，不能只看個人是否道德自洽，還要評估對整個共同體的後果：公民不服從或官員拒絕執行命令，究竟是促成公共辯論、推動較為正義的改革，還是導致制度全面失靈、讓弱勢承擔其成本？如果良知抗命只是象徵性的自我潔淨，卻讓制度更傾向不義或失序，那麼在桑德爾看來，這更像是一種「道德潔癖式的退位」，而非負責任的共和德性。

第三，就行為所展現的公職德性而言，大法官不只是個人道德主體，也代表共同體行使權力，其良知選擇必須同時考慮職務義務與憲政秩序。這樣的決定，究竟是願意為共同體承擔風險的勇氣，還是規避難以承擔的政治責任？相關行動是否伴隨清楚的公共說理，而不是僅僅躲在抽象的「依法」或「良心」的修辭背後？

如果把這些標準疊加到當前憲法法庭的案例上，可以說：在桑德爾眼中，三位大法官的選擇更接近「程序共和國的忠誠官僚」，而不是「願意背負共同體命運的共和公民」。她們以法治之名退入中立，卻讓憲政與共善的重擔落在其他五位大法官與社會力量的肩上，成為貧瘠民主的一則鮮明註腳。

從桑德爾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將這場爭議置於更廣闊的框架中：憲法不應僅是條文本身，而是體現一個共同體對共善與正義的自我理解。憲法第78、82、171、172、173條，正是讓這種自我理解在具體案件中能夠「活化」的制度工具。

憲法高於法律不僅是規範位階的宣示。憲法第171條明言「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第172條則對命令作同樣規定，並由第78條與第173條授權司法院（憲法法庭）作出最終解釋。

換句話說，憲法之所以具有優位性，係基於它承載了關於國家存在目的、基本權利與權力分立的共同善圖像，而法律只是具體化這個圖像的次級規範。因此，「憲法」不應被窄化為純文字，甚至立憲當時的主觀意圖，而應理解為一套由基本權利、權力分立與各種指導原則所構成的規範體系，必須隨著社會實踐與公共辯論，持續落實憲法精神與立憲目的。

若套用桑德爾推崇的「目的論」視角，嘗試走出「程序共和國」的死胡同，邁向負責任的憲政實踐，我們能更清晰地理解憲法第78、82、171至173條等相關法條的互動。

第一，憲法第78、173條的目的在於賦予司法院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律、命令的權限，並確認憲法應由司法院解釋。這使憲法法庭並非只是技術性的「規則仲裁者」，而是在面對權利衝突與權力爭議時，負責把爭議點提升到共善層次加以說理的機構。

第二，憲法第82條規定「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表面上給了立法者相當大的組織形成空間。然而，在第78、171、173條的結構下，立法裁量空間並非無限，它仍須服從憲政目的。若組織法使憲法法院實質無法履行解釋憲法、保障權利的功能，就違反憲法授予司法權的目的，應被視為違憲。

第三，憲法第171、172條把「抵觸憲法」直接連結到「當然無效」，並由司法院作出最終判斷。這不只是形式上的無效宣示，更包含一項實質正義要求：當法律與命令在正義上與憲法精神發生衝突時，司法不能只做中立的執行者，而有責任回到憲法所體現的共善精神，對「惡法」說不。

傳統上，憲政主義強調憲法優位與權力分立；法治主義則強調依法行政及依法裁判。在桑德爾的視角下，這兩者應透過「目的論」進行調和，用上述憲法條文重寫這場爭論。

首先，憲政主義不是任意凌駕法律，而是憲法授權的審查責任。憲法第78、171、173條合起來，就是要司法去判斷：某一法律條文是否背離憲法所體現的共同善與權利結構。

其次，法治主義的「依法」，必須理解為「依合憲之法」。若修正後《憲法訴訟法》第30條這類組織條文，導致第78條所保障的憲法審查功能無法實現，則在第171、172條架構下，該條即為無效或不應適用；此時「法治」要求服從的對象，不再是第30條本身，而是經憲法審查後的憲政秩序。

宣告第30條違憲、避免憲法法庭被癱瘓，並不是「超越法律」，而是在履行憲法授權的憲政職責。這與桑德爾反對「價值中立的法治」的立場一致：法治不能被理解為對任何成文法的無條件遵守，而是對一套經公共理性與憲政結構認可的正義負責。

再以「現有總額」解釋為例：在維持憲法審查功能的前提下，對相關條文做出「功能維持優先」的解釋，正是以憲政主義校準法治主義，而非在兩者之間做二選一。用桑德爾的語言來說：真正的法治，不是躲在條文後面宣稱中立，而是願意在憲法精神與共善的光照下，做出能向公民清楚說理的價值選擇。

對重視憲政價值的社會而言，當前憲法法庭的爭議無疑激起許多反思。拋開「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的粗糙對立，回到憲法文本與共善精神，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項重點：

一、憲法的優位，不只是位階宣示，而是對法律提出一個實質正義標準：凡破壞憲法所體現之權力分立、基本權利與共同善者，皆不得以「惡法亦法」之名獲得服從。

二、憲政主義透過第78、173條，將此標準具體化為「司法院解釋憲法」的責任；法治主義若要在此框架下成立，只能被理解為「遵守經憲法審查確認之法律秩序」，而不是盲目尊重任何立法產物。

三、在憲法法庭組成與評議門檻爭議中，應以第78條保障的釋憲機能為核心，對第82條授權的組織立法與憲訴法條文，做出使憲法法庭得以運作的目的論解釋，而非讓技術性條文自我矛盾地摧毀憲法自身。

四、大法官在憲政危機中的角色，不應是躲在形式法條後面的「程序執行者」，而應是願意承擔共同體風險，並在多重義務間清楚說理的「共和公民」，避免民主體制淪為桑德爾所批判的「程序共和國」，只剩下規則與程序，而缺乏對德性與共善的追求。

總而言之，桑德爾的公共哲學提醒我們：真正的正義實踐，永遠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而必須是一場指向共善、願意承擔公共責任的思辨之旅。憲法法庭的爭議，正是這場思辨之旅中的重要一站，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法治、憲政與共同善之間的深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