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念祖／國立東華大學縱谷跨域書院專任副教授
反觀台灣過去四十年代起，在推動華語作為唯一共通語的政策脈絡中，不管是教育、戲劇、文化傳承各方面刻意提倡國語，相對打壓台語，台語原本的社會通用語角色逐漸被壓縮，造成台灣人對於只會講台語是件不入流、不高尚的行為，必須強迫自己學會國語，才能踏上主流社會，成為時代所需的人才或價值。
更嚴重的是，台語的語言地位從原本廣泛使用的共通語言被矮化為「地方方言」，甚至在政策制度中被限縮於家庭語或社區語的範疇。因此，使用台語並非單純語詞選擇，而是對歷史語言地位恢復、語言權利重建與文化認同肯認的重要第一步。
加上，客語與原住民族語皆擁有明確的「組織法」與「作用法」作為語言政策推動之法源基礎。例如客語領域中，有《客家委員會組織法》、《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語領域亦有《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這些法律不僅為政策目的、行政權限、執行機制提供清晰架構，更重要的是：它們附帶穩定、獨立且法定的預算來源，使得語言推廣、教育體系建立、教材編纂、新聞媒體與文化產業得以持續發展。
相較台語，雖依《國家語言發展法》取得基本性支持，然而該法並非台語專屬法規，不具備組織法的行政架構設定功能，也沒有作用法所需的專項制度規範。更重要的是：其預算並非獨立，而需在華語、台語、客語、原住民語、馬祖語、手語等多個語言之間共同分配。這種「一法多語，一餅分食」的方式，使得台語無法獲得足以支撐語言復振所需的制度性投入，長期而言形成嚴重的資源不足，致使語言傳承政策難以有效落地，相關文化建設也受到限制。換言之，台語雖被視為國家語言，但其制度保障與資源供給卻遠遜於其他本土語言，形成事實上的語言不平等。
因此，若要真正振興台語、讓台語重返具有公共功能的語言角色，僅依賴《國家語言發展法》並不足夠，勢必需要制定台語的「組織法」與「作用法」，以法律明確設定，包括：推動台語之中央專責機關；語言教育、教材、師資、媒體與文化產業等政策之積極作為；還需穩定且明確的法定預算來源；跨部會合作與地方政府義務；語言傳承目標、進度評估與政策問責機制。唯有如此，才能將台語從被動依賴補助、缺乏制度支撐的狀態，提升為具備國家級政策規模與文化發展策略的語言。這不僅是語言復振的必要條件，更是實踐語言平權、恢復本土語言尊嚴的關鍵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