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匯率、低稅賦與低體感：台灣經濟繁榮中無可迴避的三低結構

最近Dcard一則以「韓媒說台灣人其實很窮」為題的討論，引發不少社會共鳴。作者引用韓媒「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的說法，指出台灣 GDP 成長、台股表現、半導體與 AI 供應鏈的表現皆十分亮眼，但消費者信心低迷，服務業與傳統製造業難以分享科技業的經濟果實，高房價也把青年人推向更外圍的生活圈，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未轉化為生活安全感。先前筆者在鏡報〈台股屢創新高，賴政府為何接受不到政治紅利？〉一文從政治ＯＯ的角度說明，台股指數屢創新高不會自動變成政府支持度，因為金融景氣必須先轉成民眾的體感經濟、分配感知與責任歸因，才可能形成政治紅利。本文要往前追問另一個問題：台灣的繁榮為何會以這種低體感的形式再現？為何出口、股市與科技產業發展愈成功，勞動所得、家庭消費與公共服務卻沒有同步上升？這涉及台灣長期的低匯率、高貿易順差、低稅賦與弱社會補償結構，也是「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背後更深的總體經濟機制。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中研院院士謝長泰所提出「廣場的幽靈」（Ghost of Plaza）觀念提供了一個理解以上現象的入口。「廣場的幽靈」所指的是台灣政策菁英對1985年廣場協議的歷史性恐懼。這種恐懼相信，日本在廣場協議後因日圓升值而失去出口競爭力，總體經濟最終走向長期停滯。因此，台灣在匯率政策上傾向避免新台幣大幅升值，以維持出口價格競爭力；工資成長與民間消費，也長期被放在不削弱企業競爭力的位置。謝長泰特別指出，這個歷史敘事未必正確，但它長期支配台灣的總體經濟政策想像。結果是，當前台灣雖然在AI與半導體浪潮中成為全球供應鏈核心，經常帳順差持續擴大，2024年經常帳順差占GDP的15.7%，2026年第一季為25.3%。央行外匯存底從2000年底約1,067億美元，擴大到2025年底約6,025.5億美元；壽險業也持有約6,820億至7,000億美元海外資產，主要集中於美元債券。

然而，家庭部門卻沒有同步分享外貿超級盈餘的成果。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從1990年代初期約 50% 降至2024年的43.1%；民間消費占GDP比重也自2020年起跌破 50%，並呈現下降趨勢。這些數據說明，經濟成長果實更多流向企業盈餘、資本市場與外部金融資產，較少轉化為勞動所得與日常消費。這正是Dcard討論中「國家變富、人民無感」的總體經濟基礎。

如果謝長泰指出的是「廣場的幽靈」如何支配台灣的總體經濟政策想像，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對廣場協議的解讀，則有助於拆解這個幽靈的歷史基礎。辜朝明一再提醒，廣場協議不能簡化為美國逼迫日本升值、進而摧毀日本經濟的陰謀。1985年的廣場協議，原本是在美元過強、美國貿易赤字擴大、國內保護主義壓力升高的背景下，由主要工業國透過匯率協調，試圖避免全球貿易體系走向關稅戰。

匯率調整在當時具有維持自由貿易政治基礎的功能。若這個理解成立，台灣長期把廣場協議視為「貨幣升值導致經濟衰退」的歷史警訊，就值得重新檢驗。需要警惕的也許不是匯率升值本身，而是逐步失去調整匯率、擴大內需與改善分配的政策彈性。當順差愈積愈高，外部世界看見的是貿易失衡；台灣內部承受的則是低消費、低勞動份額與金融部門美元資產暴露的風險。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廣場協議也不是單一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單邊脅迫。辜朝明特別提到，智庫日本國際文化會館全球理事會理事長船橋洋一在1980年代針對廣場協議外交過程的研究指出，日本在會議過程中也積極談判，並參與匯率調整安排的形成。日本大藏省資深官員內海孚的研究也指出，中曾根康弘政府接受日圓升值，是為了處理對外貿易衝突，並藉此推動國內經濟調整。更準確地說，廣場協議是美元過強、美國貿易赤字、國內保護主義壓力、主要國家政策協調與市場預期管理共同形成的政策協調事件。當然，來自美國國內製造業及國會壓力也促使美國雷根政府從匯率不干預轉向推動美元貶值與多邊合作。

國際政策協調往往是國內分配衝突外部化的結果。放到今天的台灣，如果台灣長期維持低稅、低消費、高儲蓄率、高貿易順差順差與刻意壓低的新台幣匯率，這會造成內部分配問題，也會被美國等逆差國重新政治化。事實上，這種壓力已經出現。台灣持續被列入美國財政部匯率政策監測名單，對美貿易順差也快速擴大；近年的關稅談判、對美投資承諾與半導體供應鏈在地化，更顯示外部壓力已經從匯率監控延伸到產業布局與投資安排。台灣過去用低稅賦與低匯率支持出口部門，短期內維持競爭力；但若結果是高貿易順差與國內低消費，外部就可能要求台灣調整。這時候，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協調壓力將降臨到台灣的匯率政策、金融穩定與產業配置之上。

謝長泰特別指出，台灣長期避免新台幣明顯升值，與壽險業形成「負債以新台幣計價、資產大量配置於美元債券」的特殊結構密切相關。當央行為了維持出口競爭力而避免新台幣明顯升值，台灣便持續累積龐大的外部盈餘；這些盈餘最後需要透過金融體系加以配置。由於台灣國內缺乏足夠長天期、收益率較高的投資標的，壽險業便成為承接海外美元債券的重要部門。結果是，台灣的外貿盈餘沒有只停留在出口部門，而是逐步轉化為壽險業資產負債表上的美元資產部位。

這種安排在平時有利於金融業與出口體系，但當匯率調整發生，風險可能轉化為系統性金融危機。若新台幣快速升值，壽險業手上的美元資產換回新台幣就會縮水，公司淨值與資本適足率也會承受壓力。為了控制風險，壽險公司可能被迫增加避險或出售以美元計價的資產。前者會推高避險成本，後者可能造成美國國債與其它美元債券賣壓。當整個壽險業都在同一時間面對類似壓力，匯率、債券價格與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就會互相牽動，匯率調整便可能變成台灣金融穩定問題。這種政策慣性至今依然存在。近期面對新台幣大幅波動，央行在上週一方面強調將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另一方面也呼籲出口商分批拋匯，避免市場形成單邊預期。從短期看，這樣的作法有助於降低匯率劇烈波動對企業的衝擊；從長期看，它也說明央行仍將出口商調適與新台幣匯率穩定列為政策核心。央行眼前是在維持市場秩序，長期卻可能讓出口順差、美元收入與金融部門海外資產配置繼續累積，使未來的調整壓力轉移到壽險業資產負債表與金融穩定之上。

更大的不確定性來自AI景氣本身。美國市場關於AI泡沫化的辯論核心在於這一輪資料中心、晶片、電力與雲端基礎設施投資，能否在合理時間內被足夠的企業採用與創造相應的營收與現金流。國際清算銀行在今年年初的報告〈AI熱潮的融資：從現金流到債務〉（Financing the AI boom: from cash flows to debt）明確指出，AI的好景氣能否持續，取決於相關企業能否實現市場已經預先反映的高獲利預期。目前AI類型企業相關股價已大幅領先債市定價，代表股票市場對未來收益的想像相當樂觀，信用市場則相對保守。這種落差說明，若資本支出持續擴張，但AI服務收入、生產力提升與終端需求無法同步跟上，當前的高估值就可能面臨修正。

對台灣而言，這個風險並不遙遠。當出口、股市與外貿順差愈集中在半導體與AI供應鏈，一旦美國AI資本支出放緩或估值修正，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股市波動，也可能是出口、投資、匯率與金融資產價格的同步壓力。

匯率問題解釋了台灣出口成功為何沒有充分轉化為家庭購買力，金融問題則說明匯率調整為何會牽動壽險業與資產市場。但「富裕的台灣，貧困的台灣人」還有另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台灣長期維持低稅賦結構，使經濟成長果實難以透過公共財政重新回到一般家庭。把社會保險繳費也算進來，台灣政府能從整體經濟中取得的財政資源仍然偏少。財政部指出，台灣 2024年含社會安全捐的賦稅負擔率為20.3%；2014到2024年間雖增加2.1個百分點，但仍低於多數高所得民主國家。相比之下，韓國的稅負收入佔GDP比率從2000年的20.2%上升到2024 年的25.3%；日本則從2000年的25.3%上升到2023年的33.7%。同一期間，OECD平均也從 2000年的32.9%上升到2024年的34.1%。這些數字顯示，台灣近年有增加稅收與社會安全捐，但整體財政汲取能力仍長期停留在較低水準，沒有像日、韓那樣逐步朝高所得社會的公共財政規模靠近。

這也使賴清德總統近期提出的「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具有特殊意義。這套政策說明政府已經看見家庭承擔過多生活風險的問題，也嘗試把經濟成長的果實轉化為家庭與世代支持。然而，若稅基仍然偏低，公共支持就容易停留在補助、減免與分散式方案，難以建立穩定、普遍、可預期的公共服務體系。這也解釋了為何「韓媒說台灣人其實很窮」會引發共鳴。青年人看得見台股創高、半導體出口與AI供應鏈的成功，卻很少在薪資、住房能力、家庭生活與公共服務中感受到這些成功。長期低估的新台幣匯率支撐了出口與高貿易順差，也壓低了家庭購買力；外貿盈餘透過金融體系轉化為外匯存底、海外美元債券與壽險業資產部位，也累積匯率調整時可預見的金融風險；低稅賦結構又使企業盈餘與資本利得難以充分轉化為公共財政與家庭支持。台灣已有成長，欠缺的是成長轉化機制。只有當成長進入一般人的薪資、住房、育兒、照護與退休安全感之中，台灣的繁榮才不會只停留在股市指數、外匯存底與海外金融資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