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伯／東海大學校友
她走進山林，沒有再回來。
消息傳來時，社會短暫地震動了一下，隨即又回到熟悉的節奏。關於她的討論，很快聚焦在那些曾經圍繞她的爭議——她的研究方法、她觸碰的議題、她引發的不安與批評。彷彿，一個人一生的重量，只能用幾則爭論來概括。
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裡，那麼我們不只是誤解了她，也辜負了她。
她真正留下的，不是爭議，而是提問的方式。
在她還活躍於學界之時，她所開創的研究，挑戰的是台灣社會長期習以為常的觀看角度。她不滿足於既有分類，不接受簡化的敘事，更拒絕把複雜的人性壓縮成方便治理的標籤。她所做的，是把那些被忽略、被邊緣化、甚至被刻意沉默的經驗，重新帶回公共視野之中。
這樣的工作，從來不討好。
它會讓既有秩序感到不安，也會讓權力感到被質問。正因如此，她的研究在當時引發了強烈反彈。然而，時間已經給出答案：今日我們對若干社會議題的理解深度、對弱勢處境的敏感度，乃至於政策討論的語言，都或多或少承繼了她當年的突破。
她所開啟的，不只是一個研究領域，而是一種讓社會更誠實面對自身的能力。
然而，當我們回望今日台灣的社會學環境，卻不得不承認，那樣的批判力量，正在減弱。
曾經，社會學者是公共辯論中不可忽視的聲音。他們以研究為基礎，對國家政策提出質疑，對權力運作進行揭露，對社會不公提出結構性的分析。那是一種帶有風險的知識實踐，也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
但如今，這樣的角色正逐漸模糊。
在不同政黨不同位置輪替與政治結構重組之後，學術與權力之間的距離變得曖昧。部分學者進入政策體系，成為制度的一部分；部分則在資源與評鑑壓力之下，轉向安全而可預期的研究路徑；也有人選擇退入象牙塔，與現實保持距離。
當學術逐漸嵌入利益團體交織的生態系，批判不再銳利，問題不再被追問，社會學也就失去了它最核心的精神：解構既有秩序，並在瓦解之中尋找更好的可能。
這並不是對個別學者的苛責，而是一種結構性的警訊。
正因如此，回頭看她的一生，更顯得珍貴。
她沒有選擇容易的路。她不迴避衝突，也不畏懼被誤解。她的研究或許不完美，但它真誠、尖銳，而且具有改變現實的企圖。她讓我們看到，社會學不只是解釋世界的工具，更是促使世界改變的力量。
她的離去，是一種沉默的結束；但她留下的提問，仍然在等待回應。
也許，真正的紀念，不是為她辯護，而是重新接起她未竟的工作。
當我們再次面對那些被忽視的社會角落，是否還有勇氣提出不受歡迎的問題？當權力與利益形成新的穩定結構，我們是否還願意用知識去撼動它？當學術變得安全而溫和，我們是否還記得，它曾經是一種帶有風險的實踐？
她已歸於山林，歸於塵土。
而我們仍在這個社會之中。
如果她的一生曾經帶來任何意義，那或許正在於提醒我們：真正值得留下的，不是沒有爭議的人生，而是那些願意讓社會更接近真實的努力。
懷念著在東海開始的情誼，緲緲白煙羽化，也讓她在東海劃下句點。
願她安息，此行圓滿。
也願我們，不要停止發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