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銘/作家
歷史的迴聲總在權力的黃昏裡顯得人格外驚心。春秋末期,鄭國子產「鑄刑鼎」,將原本神祕不可測的貴族法律公諸於鼎,引來晉國叔向的致書批判,歷史學家將其視為舊秩序解體、新權力尋求外在體制化的象徵。當時間推移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當代中共政權在面對內部施政壓力與統治正當性的遞減時,同樣展現出了這種將抽象意志「鑄之於鼎」的法理狂熱。
2026年3月,中共正式通過了《中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並定於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這部法律的誕生,標誌著中共已不再滿足於過去那種仰賴情感號召、歌舞昇平的口號式民族主義,而是正式將「民族認同」收編為一種高度法制化、武器化的統治防衛工具。
回顧過去,民族主義在中國的語境中,往往是一曲夾雜著近代百年屈辱與歷史傷痕的感性複調。不論是黃自的旋律、李叔同的詩詞,亦或是早期左翼音樂家在抗戰烽火中寫下的昂揚樂章,民族主義曾是民間自發、揉合了對鄉土與文化認同的澎湃情感。然而,當今日的《民族團結法》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行寫入法條,並賦予其經濟、教育、文化甚至「域外適用」的法律長臂時,民族認同已然從個人的情感歸屬,異化為國家暴力的核心組件。
這種「以法治之名行集權之實」的手段,其精準的政治算計在於:它強行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安危,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綑綁在同一個法理天平上。在法律的治下,任何對地方治理的質疑、對青年失業現狀的無奈嘆息、乃至於網路上對施政方向的幽默解構,都可以被直接定性為「破壞民族團結」與「製造民族分裂」的違法行為。這不是自信的展現,而是一套精密的政治表演防禦。中共深知,在缺乏民主選票、沒有人授權的程序正當性下,它必須透過法律的不斷擴權,將十四億人的集體意志塞入同一個名為「中華民族」的剛性鐵籠中。這種將情感武器化的手段,恰恰反向勾勒出一個表面上肌肉粗壯、內裡卻因緊繃而嚴重粘連的龐大政權。
鬆動的績效神話:繁華落盡後的體制宿命與社會默認
在當代中國的城市地景中,高鐵的鋼軌在大地上劃出筆直的線條,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在夜空裡閃爍著賽博朋克式的科技霓虹。單從物質界面來看,今日的中國確實擁有比過去任何時代更龐大的國力、更密不透風的數位監控科技,以及足以向國際叫板的軍事肌肉。然而,在這種令人屏息的宏大敘事背後,卻隱藏著一種揮之不去的體制性宿命焦慮。民主政體的韌性,在於其統治合法性安放在一個已然確立的「程序事實」上——人民透過選票自由授權,政權可以失敗、可以認錯、可以經由政黨輪替而下台,國家的憲政根基卻不會因此動搖。
相反地,中共的權力邏輯從不建立在人民的自由授權上。它的合法性是一場必須不斷高調維持的政治走鋼絲,過去數十年,這場表演得以成功的祕密,在於那套「以經濟增長換取社會默認」的績效神話(Performance Legitimacy)。那是一場由國家與人民共同簽署的無聲契約:人民交出政治參與權、忍受體制的監控與傲慢;作為交換,國家承諾給予一個可以賺錢、可以往上爬、可以透過購買房地產來積累中產階級安全感的光明未來。
然而,當這套運行了數十年的經濟神話在近年開始劇烈鬆動時,鋼絲上的平衡便難以維持。隨著房地產神話的破滅,無數家庭面對的不再只是賬面資產的縮水,而是整個人生敘事與未來信賴的崩塌。當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營經濟在政治風向的指引下戰戰兢兢、資本信心的翅膀紛紛拍打著朝向海外飛翔時,那套曾幫體制消化無數社會矛盾的「經濟麻醉劑」正在失效。在正常國家,經濟下行是一項亟待調整的施政議題;但在一個知曉自己缺乏正當授權的政權眼裡,經濟的每一次失速,都是一場可能誘發政治板塊大地震的生死風險。它不能容忍自己犯錯,更不能容忍人民發現它不是「唯一的標準答案」。這種對失敗的極度恐懼,注定了它必須將整套社會結構推向更為極端的緊繃。
高牆內的虛弱:不容替代的想像力與繞不過去的終極叩問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表面上掌握了無人機、大數據、人臉辨識與戰狼外交辭令的超級大國,卻在近年越來越瘋狂地建構起數位的「高牆」與法制的「牢籠」。從各類國安法、反間諜法,到如今長臂管轄的《民族團結法》,中共的外在行為越顯戰狼與強硬,實質上卻恰恰洩漏了其靈魂深處的孱弱與心驚。
這是一場極權與現實的拔河。一個真正有底氣、享有人民自由授權的政府,是不需要對一張白紙、一句網路流行語或一段短影音表現得如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只有一個深知自己權力基礎名不正、言不順,隨時可能被「另一種更好未來」取而代之的政權,才會把人民的每一句真話、每一次對自由的嚮往,都當成是顛覆政權的致命危機。它最恐懼的,從來不是實體面上的街頭反對者,而是人民在心中默默產生了替代方案的想像力。它害怕人民看到鄰近的華人社會(如台灣)可以用民主、法治與人權成功治理國家;它害怕人民重新翻開近代史,發現中國的走向曾經有過無數條關於憲政與地方自治的自由岔路。
正因為高度缺乏這種本質上的安全感,致使中共在治理上陷入了惡性循環:它更容易對內進行過度鎮壓,試圖把所有人對體制的不滿切成碎屑,讓人誤以為痛苦只是個人遭遇;它對外則表現出過度的敏感與反彈,試圖用張牙舞爪的戰狼姿態來對內宣稱自己依然掌控全局。然而,這種依靠恐懼與謊言堆疊出來的強大,終究是有極限的。當高牆築得越高,牆內的聲音就越被扭曲,權力核心也就越發失去理解真實社會的能力。
繁華的表象終究掩蓋不了制度的荒蕪。到頭來,無論這個政權如何用科技武裝肌腱,如何用法律編織防衛的甲冑,中國在走向未來的路途中,終究要面對那個在歷史河床下奔流了百年的最根本問題:
「這個國家,到底屬於一個黨,還是屬於全體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