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修／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終身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初夏，柬埔寨與泰國再度因邊境爭端爆發衝突。從小規模交火、通話錄音外洩，到外交戰與國際訴訟，事態快速升高，表面是領土爭議，實質卻揭示了兩種治理體制的制度對撞。一個是高度集權、權力貫通政軍的極權政體；另一個是仍在過渡中的半民主體制。這不僅是一場地緣政治風暴，更是一堂制度競爭的現實教材。
柬埔寨以洪森為核心的政治體系，在名義上完成政權交接，實際上透過家族繼承、參議院主導與軍隊控制等機制，持續維持高度集中與穩定。在此次衝突中，柬方迅速調動軍隊，煽動民族情緒，甚至不惜公開與泰國總理的私密通話內容，再以「訴諸國際法院」為名，塑造捍衛主權的正義形象。這一系列操作展現極權政體的核心特徵：權力無縫整合、決策單一主導、輿論與法律成為戰略工具。
與此同時，泰國總理帕通坦因「電話門」引發政治危機，執政聯盟崩解、國會信任動搖、軍方與王室施壓，使其不得不採取更為保守的外交與軍事姿態。這反映出民主體制在外部挑戰下常顯制度壓力與政策遲滯，正如泰國總理政治地位動搖，即為「短期脆弱」的寫照；但其政局仍可透過選舉與制度問責重建，展現「長期韌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柬方訴諸國際法院，表面上是走法律路線，實則利用國際法語言作為認知作戰與輿論戰的延伸。這是一種制度武器化策略，強調的不是依法解決，而是借法施壓。對於制度尚不穩定或輿論波動大的鄰國而言，此舉確實能產生實質效果。
對台灣而言，這場衝突提供了兩項關鍵啟示：
首先，國際法與輿論已成為極權政體的重要攻勢工具。未來中國極可能援用類似手法，以「和平統一」、「依法治國」等敘事將對台策略合法化與國際化。台灣若未建立反制論述與應變機制，將陷入被動。
其次，民主體制必須建立更強的危機整合與政策彈性能力。制度透明與多元權力結構固然是民主優勢，卻也容易成為決策遲滯之因。唯有強化橫向協調、建立快速應變與戰略預判機制，才能在極權競爭中維持有效治理。
泰柬邊境衝突，自1962年與2013年國際法院對柏威夏寺的裁定以降，已成為兩國內政動員與雙邊關係的敏感交匯點。這不只是領土爭議，更是一面制度鏡子，映照出當今世界民主與極權的競爭現實。
總結來看，泰柬衝突並非區域偶發摩擦，而是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對撞。極權體制能迅速集中動員、有效部署並操控輿論與國際制度；而民主體制雖具正當性與透明性，卻在非常態挑戰中常顯制度摩擦與內部張力。然而，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長期韌性」：能在自由、問責與透明中，持續調整與自我修復，建立可持續的治理基礎。
對台灣而言，這場衝突是一記制度預警。面對極權政體可能以國際法、輿論與資訊操作為戰場的灰色攻勢，台灣必須建立跨外交、法制、國安與治理系統的綜合防衛能力。民主制度的強韌之處，不在於立即反擊，而在於持續抵抗與穩定修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