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不會自動消失　只是改頭換面而已

今年選舉有兩大熱門人物，前有到處問人「你知道我媽媽是誰？」的佀廣洋，後則有四處嗆人「有事衝著我來」的蔣萬安。

很少有像佀廣洋知名度這麼高的地方民代候選人。這還真多虧了他媽，以及他深怕別人不知道，啥事都得把他媽擡出來（典型媽寶與巨嬰）。而且偏偏他做的都是些狗屁倒灶的事，從小時倒白膠到同學頭上，中學不只霸凌同學，還說人家是「阿䆀（a-bái）」，甚至牽涉球版下注組頭，大學考試還做弊，連怎麼畢業的都有問題。

神奇的是，藍營權貴子弟一到服役年齡就自動生病，不是太胖，要不就是椎間盤突出。和佀廣洋一樣，蔣萬洋也不必服役。享盡利益而不盡義務，這不是權貴，什麼才是權貴？

但台灣民主化後，權貴子弟們還能有利可圖？當然，因為利益關係從來就不是一刀切，而是盤根錯結似的糾纏。所以即便台灣已經民主化，這些權貴子弟雖不再能明目張膽地耀武揚威，卻寄生在諸多關係網絡中，甚至以民主包裝自身的封建。

第一招當然是透過選舉，切割族群來動員自己所屬群體，以求在政治上延續父輩的權威與利益。第二招則是法律，動輒以「合法」、「平等」混淆視聽。但法律其實只是社會道德的最低標準，而政治人物是因民眾才能有更大與更多的權力，難道不該有所自省與自律，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政治人物有高於民眾的權力，是因民選首長要處理公共事務，民意代表要監督民選首長的施政成效與是否濫用權力。但政治人物在權力超越民眾一大截後，還回過頭大言不慚說我和你們一樣，所以你們有的，我也該有。甚至還佔據為了彌補歷史、社會的不公，而刻意保留的弱勢族群名額（這次北市高中交換生爭議，過去規定弱勢至少三名，這次卻變成至「多」三名）。

這種強調「人人都一樣」的形式平等，就是現在權貴拿來唬弄的藉口（過去他們強調不一樣，並主張不一樣不是事實性的，而是天生應該的，所以他們就是該掌權）。因為在實然的世界裏本來就不存在平等，外貌高矮美醜，身家富貴貧賤，都是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人類在歷史長流裏發現，如果對事實上的不平等完全不加約束，只會造成赤裸裸的優勝劣敗。而且在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贏者全拿、資源高度集中，不只不平等，還會使資源無法達到最恰當的配置與使用，因而降低效用。

舉例而言，政府為刺激消費而普發現金，一般民眾多會立刻購買日常所需，因此得以發揮「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的作用：A拿到1000元，向B購買勞力或服務而花了900，只留下100；而B從A賺得900，在C處花去800元，也只留下100元；C從B賺得800，花去700，只留100……。依此類推（每個人都從所賺到的金額中只保留100元，其餘均用作消費），最終政府發放的1000元，就能發揮4400元的作用。但對富豪而言，這筆款項就極可能成為儲蓄或資產，而不會消費，也就是不在市場流動，因此就很難刺激消費、帶動景氣。

所以政府為什麼必須在發放現金時排富，因為除了不公平，還會使資源無法有效使用。最極端的狀況就是資源高度畸形累積，造成貧富差距極度懸殊，以及隨之而來的整體社會崩解（例如法國大革命）。而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反對事實上的、先天的不平等，因為放任它發展的結果，最終也最糟的就是玉石俱焚，不只社會可能瓦解，而且社會中的每個人也都身受其害，即便是出生就擁有較多資源的權貴也不例外（大革命的斷頭台不分貴族與平民），差別只在程度多寡而已。

所以雖然某些人天生就比別人享有更多資源，但社會必須對此加以約束，以避免強凌弱、眾暴寡之下資源高度畸形累積，而造成社會的崩潰與瓦解。所以「平等」絕對不是形式上的平等（蔣大寶與其他小孩都在台灣長大、受教育，所以有相同權利去申請交換生），而是立足點與機會的平等。以賽跑為例，要讓兩個體力相差懸殊的人進行比賽，就必須把體力較弱者的起跑線往前移（確保弱勢者在交換生中有一定名額），或者將體力較強者的起跑線往後移（收入越高就該用更高的稅率課稅），直到能彌平天生體力上的差距為止。

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認為正義不只有平等原則，還要有差異原則。因為如果只有平等，那麼人天生的才華、智力、體力與出身家庭的不同，這些「基因與社會抽籤（Lottery）」的偶然結果，就會在形式平等的原則上助長實質不平等，使天生有優勢的人獨佔所有好處。而差異原則的目的在於使弱勢得利。「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它們能對社會中最弱勢的成員帶來最大利益時，才是可以被允許的。」換言之，就是以人為設計的不平等來平衡與生俱來的不平等，讓天生弱勢的族群與個人在資源分配中獲得更多與更大的份額。

這就是為什麼蔣萬安不該放任蔣大寶申請國際交換生的理由。蔣大寶生在蔣家，早已佔據比一般人更優秀的資源與地位，當然對其學習有更多助益。所以在把他和別人進行比較時，必須考慮他的父母收入高、出過國、有外語能力、是政治人物、掌握分配利益的權力……而不只是單單數字上的比較。更何況蔣萬安現在還是台北市長，這種狀況下，蔣大寶申請台北市交換生，絕對不需要到處問人「你知道我爸是誰？」 更不勞蔣萬安示意或介入，相關人等自會鋪平蔣大寶的道路。

所以當蔣萬安說「不要因為自己是市長，兒子就必須放棄追求理想的權力」，其實就是用形式平等來掩蓋實質的不平等，用蔣大寶只是孩子、學生，來掩蓋他實質上從蔣家第五代身份得到異於且多於常人利益的事實。而這一切就是權貴在民主時代中為繼續維持其身份與利益，費盡心思虛構出自己和大眾平等、相同的幻影。畢竟，權貴絕對不可能自動放棄權力而消失，他們最多只是改頭換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