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公督盟評審委員，臺灣中社監事，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國際社會近年不斷討論美國領導的同盟體系是否正在瓦解。美國要求盟友增加國防支出，對盟國商品加徵關稅，在安全承諾上也出現更多交易色彩，歐洲與亞洲盟國自然開始懷疑，美國建立數十年的國際秩序是否還能維持。這種擔憂有現實基礎，把同盟調整直接等同同盟崩解，仍然低估了國際安全合作背後深厚的制度與利益連結。
Kurt M. Campbell與Rush Doshi在Foreign Affairs提出另一種觀察。同盟體系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美國會不會完全退出，而是盟友之間如何重新分配責任。過去由美國提供大量安全保障、盟國依靠美國軍事能力的模式正在改變。新的同盟秩序要求盟國增加國防投資、建立自身軍事能力，同時在科技、能源、供應鏈與國防工業上承擔更多責任。
這種轉變在歐洲已經相當明顯。俄烏戰爭使歐洲重新重視軍事能力，各國增加國防預算、擴充軍工產能，也開始思考降低對美國安全保障的過度依賴。這並不代表跨大西洋同盟失去作用，而是歐洲必須從安全消費者逐漸轉變成安全提供者。美國仍是北約最重要的軍事力量，歐洲國家需要提供更多資源與能力，才能讓同盟維持政治上的可持續性。
印太面臨相似轉變，情勢甚至更加複雜。中國軍事力量快速成長，北韓核武與飛彈威脅持續存在，南海與台海安全風險升高。美國單獨維持區域軍事優勢的成本愈來愈高，華府自然要求日本、韓國、澳洲與其他夥伴承擔更多責任。日本增加防衛預算、澳洲透過AUKUS強化軍事能力，美日韓安全合作逐漸制度化，都反映印太安全架構正在從美國單一中心轉向更密集的網絡合作。
更值得台灣注意的是，同盟已經不再只是軍事基地、軍隊部署與共同防禦條約。半導體、AI、無人機、衛星通訊、能源、關鍵礦物與海底電纜都逐漸進入安全合作範圍。軍事能力與產業能力之間的界線快速消失，一個國家能否提供可靠的晶片、通訊設備、無人系統與維修能力，已經成為安全體系的一部分。
供應鏈也開始具有戰略功能。過去全球化追求最低成本與最高效率，企業可以把生產集中在成本最低的地方。地緣政治競爭升高後，各國更加重視供應來源是否安全、產品能否持續取得、關鍵技術是否受到潛在對手控制。所謂盟友關係，正在從軍事互助延伸到產業互助，從共同防衛延伸到共同生產。
這種轉變也說明為何不能單純用美國是否衰退來判斷同盟前景。美國相對力量可能下降，同盟網絡仍然可以透過重新分工維持影響力。真正決定同盟韌性的，不只是華府願意投入多少資源，也包括盟國願意承擔多少成本。安全承諾若只有單方面提供，很難長期維持。當盟友具有更完整的軍事、科技與產業能力，同盟反而可能因責任分散而更加穩定。
台灣雖然不是美國正式條約盟友，仍處在這套安全網絡的重要位置。台灣的戰略價值不能只建立在地理位置與半導體產業，更需要轉化成可以與區域安全體系合作的實際能力。國防韌性、無人機供應鏈、資安、衛星通訊、能源備援、關鍵基礎設施與軍民協作，都應該放進同一套安全架構思考。
台灣尤其需要理解，同盟重整帶來的訊息不是等待美國提供更多保證，而是合作夥伴必須證明自身具有承擔責任的能力。增加國防預算只是起點，如何把預算轉化成可持續的戰力、產業能力與社會韌性更加重要。當安全合作逐漸與科技、供應鏈和工業能力結合，台灣能夠提供多少不可取代的能力，也會影響其他國家投入台海安全的意願。
舊有的美國主導秩序確實正在改變，改變不等於消失。下一階段的印太秩序可能不是由美國包辦安全，而是由美國與區域夥伴共同承擔成本、建立能力並整合供應鏈。對台灣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已經不是舊同盟秩序能否恢復，而是台灣能否在新的安全分工中取得明確位置。能夠提供能力、承擔責任並形成互賴，才是台灣在新同盟秩序中最實際的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