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秀琪專欄：章魚哥、命理老師和中間選民

每逢選舉，台灣政壇總會出現各式各樣的預言家。有人根據民調推估選情，有人憑多年政治經驗判斷風向，也有人自稱能夠感受到基層民意的變化。預測準確，便被奉為選舉先知；預測失準，則往往還有另一套解釋。

這不免讓人想起2010年世界盃足球賽的章魚保羅。牠接連猜中比賽結果，一夕成為全球媒體追逐的明星。然而，猜對結果與理解結果如何產生，終究是兩回事。章魚哥可以成為娛樂新聞的主角，卻不能因此取得足球分析家的資格。

台灣選舉評論也有自己的章魚哥和命理老師。尤其當選情陷入膠著，「中間選民」經常成為解釋勝負的萬用答案。「誰能爭取中間選民，誰就能贏得選舉；誰失去中間選民，誰就註定落敗」，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說法。

問題是：這些被反覆召喚的中間選民，究竟是誰？

一般人習慣把台灣選民分成藍、綠與中間三群，彷彿政治立場是一條直線，而中間選民就站在兩端之間。但政治學研究告訴我們，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沒有政黨認同的「獨立選民」（independent voters），不等於政治立場溫和的選民（moderates），更不等於可能在不同選舉改變支持對象的「游離選民」（swing voters）。

一個人可能對台灣主權與國家安全有鮮明立場，卻不願意長期效忠任何政黨；另一個人可能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卻始終投票支持同一政黨。前者政黨認同較弱，後者政治立場可能相對溫和，但都不必然是游離選民。

台灣學界對於中間選民這個問題其實早有研究。

吳重禮、許文賓2003年的研究指出，獨立選民與政黨認同者在年齡、教育、政治興趣及統獨立場等方面，存在值得注意的差異。然而，胡幼偉等人2006年的研究，卻發現中間選民與藍綠選民在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兩項研究看似不同，卻提醒我們：使用不同的定義與測量方式，可能找到不同的中間選民。

更有意思的是劉正山與蔡艾真2016年發表的〈中間選民的迷思與隱性選民之政黨傾向初探〉。他們透過電話調查、追訪及深度訪談，研究那些在民調中不願表明政黨傾向的人，發現部分未表態者可能具有隱藏的政黨偏好。

換言之，不表態不等於沒立場，沒有政黨認同也不等於沒有政治價值。有些人不是沒有偏好，而是不願說出偏好；有些人對主要政黨都不滿，卻在統獨、民主價值或公共政策上有清楚的判斷。

因此，我們如果把民調中的「不知道」、「沒意見」全部視為可以任意流動的中間選票，選舉分析從一開始便可能出現偏差。

世代變遷又使得中間選民的面貌更加複雜。

劉庭瑜2020年的研究，比較2004年至2016年的選舉調查，發現新舊世代獨立選民在教育程度、政治知識、政治效能感與投票參與上，呈現不同特徵。新世代獨立選民相對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與政治效能感，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必然具有較高的政治知識或投票參與。

我們常把中間選民想像成資訊充分、獨立思考、能夠理性比較政策的一群人。然而，沒有固定政黨認同，可能出於獨立判斷，也可能來自政治疏離；可能是對候選人要求更高，也可能只是對政治缺乏興趣。

更何況，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時的年輕選民，與2024年的年輕選民，經歷的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前者見證民主轉型，後者成長於民主選舉常態化、社群媒體高度發展的時代。因此，不同世代的政治自主性，未必具有相同的內涵。

所以我們必須注意，中間選民不是固定的社會階層，而是隨政治環境與世代更替，不斷重新組合的異質群體。

回顧台灣歷次總統選舉，2000年、2008年、2016年出現政黨輪替，2024年則形成藍綠白三方競爭的格局。這些變化常被解釋為中間選民左右擺盪的結果。但選舉結果改變，不等於同一批選民改變投票。

2000年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當選，不能忽略國民黨原有支持力量分裂的因素。2008年馬英九以58.45%當選、2016年蔡英文以56.12%當選，也都涉及執政評價、政策爭議、候選人形象與政治環境等不同因素。

選票的移動，可能來自游離選民轉向，也可能是政黨支持者投票率改變、第三勢力分票，或新選民加入。這裡，政治學者盛杏湲的研究結果值得我們關注。

盛杏湲利用2004年至2008年的定群追蹤資料研究政黨認同，指出政黨認同具有相當程度的穩定性，但政治人物表現與議題立場等短期因素，也可能影響認同變化。這意味著，真正要研究中間選民的轉向，必須追蹤同一批選民的政治態度與投票選擇，而不是只憑兩次選舉得票率的增減，便斷言中間選民已經倒向哪一方。

2024年柯文哲取得26.46%的總統選票，使得這個問題更值得深究。支持第三勢力的人，可能對傳統政黨不滿，也可能具有特定的政策期待，甚至已形成新的政黨認同。不能因為他們沒有投給藍綠，就全部歸類為中間選民。

因此，所謂中間，究竟是政治立場的位置、政黨認同的強弱，還是投票行為的流動？如果連這些問題都沒有深入研究，選舉預測又如何具有說服力？

選舉預測本來就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工作。民調有抽樣誤差，投票率難以精確掌握，選民也可能在最後階段改變選擇。真正的問題不在預測可能失準，而在於預測者在預測時有沒有掌握充分的研究證據，以及事後是否願意接受檢驗。

在社群媒體時代，斬釘截鐵的預言往往比謹慎的分析更容易傳播。「我早就知道」比「根據目前資料，仍存在不確定性」更容易吸引注意。而中間選民，由於缺乏單一而明確的定義，便成為預測者極其方便的事後諸葛。

預測成功，是因為競選團隊掌握了中間選民；預測失敗，則是因為中間選民臨時轉向。只要沒有清楚界定研究對象，也沒有提出可以驗證的證據，這種解釋幾乎永遠可以成功脫身。

然而，一個永遠不會被證偽的預測，又有多少分析價值？

1956年，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與Henry Riecken、Stanley Schachter出版《When Prophecy Fails》（《當預言失敗時》），探討當人們深信的預言沒有實現，為什麼有些人不願放棄信念，反而尋找新的理由維持原有相信。

這部著作與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理論的發展密切相關。當現實與信念衝突，人們不一定會修正信念，也可能重新解釋現實。

然而，這部經典著作本身，最近竟也遭遇了「預言失敗」的命運。政治學者Thomas Kelly在2025年根據新解封的歷史檔案指出，當年的信徒未必如原著所說，在預言失敗後更加堅定；相反地，團體可能很快瓦解，而研究者甚至曾介入、影響他們所觀察的行為。這項研究並未推翻整個認知失調理論，卻提醒我們：研究者也可能因為太相信自己的解釋，而忽略與理論相反的證據。

體育競技和選舉預測也是如此。章魚哥偶然猜對，不代表牠理解足球；命理老師即使言之鑿鑿，也不能取代嚴謹的選民研究。預測失敗並不可恥。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當預言落空，評論者卻不願重新檢驗假設、資料與方法，反而不斷尋找新的理由，證明自己原來沒有錯。中間選民不是一股神祕力量，更不是預言失敗時可以隨意召喚的替罪羊。

民主政治需要的不是更多選舉先知，而是願意承認不確定性、認真研究、尊重經驗證據，並在判斷錯誤時修正自己的研究者與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