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學／ChinaChange.org網站創辦人和編輯
1.
我與林榮基先生並不熟識，只見過兩次面。
2017年4月下旬，我從Ann Lau的訊息中得知林榮基要來美國華盛頓。我不認識Ann，只知她在洛杉磯，她的機構「視覺藝術家協會」（Visual Artists Guild）長期從事與香港和中國相關的倡導工作。我給她電郵，表示非常想見林榮基。那時，距林榮基召開記者會，披露自己在中國大陸被秘密羈押八個月的細節，已過去近一年。這個事件就是廣為人知的「銅鑼灣書店事件」。
我們在華盛頓郊區馬里蘭州的一家中餐館見了面：Ann、林榮基、陳光誠和我。我記得餐廳裡幾乎沒有別的客人，很空曠，我們四個人坐在角落的一張大圓桌。光誠是名人，顯然是Ann 給林先生此行安排的會面之一，但感謝Ann，我也得以加入進來。
我告訴林先生，《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我讀了不止一遍，非常喜歡。
它是林榮基對自己在中國大陸被綁架八個月過程的描述。他細緻敏銳的感性從頭到尾行進在字裡行間，宛如一幅交響樂章。
我說我能看得出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寫作者。這些年來，我讀過不少關於中國政治監禁或所謂「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秘密拘留的描述，但很少有像林榮基的作品那樣令人滿足。
坐在桌子對面的林榮基笑而無語，彷彿這番話與他關係不大。但我看著他，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僅憑讀過他的作品，我理解他。
晚餐後，我們一起到地鐵站坐車。在月台上，我問：「我能和你合個影嗎？」——這是我極少向別人提出的請求。我們合了影，道了別，然後上了開往相反方向的列車。
2.
2015年，銅鑼灣書店人員失蹤事件發生的那一年，林榮基60歲。他一生都在與書打交道。他最早任職於中華書局——一家1912年在上海創立、歷史悠久的出版社。1927年中華民國時期，中華書局設立香港分局，專門出版古籍以及有關中國文化、歷史和哲學的著作。到了1980年代，它與其他幾家同樣歷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香港分社一樣，由中國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及其在中國對應的出版社接手。
那之後，林榮基離開了中華書局，1990年代中期，他在香港島繁華商業區銅鑼灣開了一家小書店。
在大型連鎖書店逐漸主導市場的時代，香港存在著一批小型獨立書店。臨街店面租金太貴，這些書店大多開在樓上僅十來坪的空間裡，因而得名「樓上書店」。銅鑼灣書店就是其中之一。
林榮基賣了二十年的書，香港圖書業界人人都認識他。2014年，早年取得瑞典國籍、近年移居香港從事出版業的大陸人桂民海，與另外兩位合夥人買下了銅鑼灣書店，作為他們新成立的「巨流傳媒」的零售門市。林榮基繼續留店負責日常營運。
桂民海將目光投向了一個特殊的領域：有關中國政治內幕的報導和高層官員私生活的書籍。這些書籍從真實披露、個人回憶錄和政治分析，到對中國共產黨高層權力鬥爭、醜聞和桃色新聞聳人聽聞的報導，應有盡有。
這些書在中國大陸被稱為「禁書」。但它們有市場。每月湧入香港的數以萬計的大陸遊客和商務人士中不乏購買者。但他們害怕自己帶書過關會遇到海關檢查。林榮基經常拖著裝滿客戶訂單的行李箱前往深圳，在當地郵寄出去。
幾年前，他在過關時曾被攔下並帶到派出所盤問。經過數小時的審訊，中國國安人員認定他只是一個小書店老闆。他們沒收了他的書籍後將他釋放。
然而，當他在2015年10月24日再次被攔下時，情況卻不相同。他不知道就在幾天前，桂民海已在泰國被秘密綁架回中國大陸。他也不知道在同一天及此後兩天內，巨流傳媒的另外兩位股東和一位業務經理也被帶到了中國。
前一年，2014年，香港爆發「佔領中環」運動時，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看著洶湧的抗議人群，聽著他們對自由的呼喊，面色嚴峻。正如官方媒體所明確表達的那樣，在他們眼中，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反共基地」和針對共產黨政權進行「顏色革命」的「跳板」。他們做出了一個決定，要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從「適度放手」轉向「全面管治」。
林榮基或許察覺到了政治氣候的轉變。他怎能察覺不到？但讀他的文字，你會有一種感覺：像林榮基這樣的香港人有一個不動搖的信念：香港是永遠的香港。
在深圳，押解他的人給他戴上一頂鴨舌帽，用黑眼罩蒙上眼睛，押送他上了高鐵。大約十個小時後，在上千公里之外，他被押下火車。從眼罩的邊緣，他窺見了一個寫著「寧波」的大燈箱。一輛車最終將他帶到了最終的目的地：一棟建築內格局類似飯店客房的房間。他從發給他的塑膠拖鞋鞋底上，再次看到了「寧波」兩個字。
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審訊，日復一日。讓他吃驚的是，審訊人員已經掌握了書店郵購銷售的紀錄。他們想知道每一個買家的身份。他們拿來一大疊巨流出版的書籍，要求知道作者是誰。除了少數幾位使用真名的作者外，林榮基確實不知道那些每個月出幾本的聳人聽聞的著作，如《中央軍之變》、《中國高官色情報告》，都出自誰的手筆。他真誠地告訴審訊人員：「巨流這些出版物，多數是拼湊，不好當真。」
但審訊者是極其嚴肅的，否則他們也不會把巨流傳媒的全體人員通通綁架到中國。
林榮基利用被帶出房間的每一次機會觀察周圍的環境——那是一個三面環山、沒有標誌、裝有大型電動門的單位。
他被關在那裡近五個月。為了記錄時間，他從囚衣上抽出一根線頭，每天打一個結。觀察房間，他意識到，那裡面的一切細節都是為了防止自殺而設計的。他能理解為什麼一個被孤立關押的人會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也有過自殺的念頭。
他可能不知道，「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個名稱聽起來似乎人畜無害，但是對照諸多親歷者的描述，他實際上受到了「極好的」對待。他沒有被連續幾天幾夜剝奪睡眠直到暈厥；他沒有遭受拳打腳踢，也沒有被電棍電擊；他沒有被強迫坐在地板上畫出來的一個小方塊裡一動不動十幾個小時；或者被鎖在審訊鐵椅裡直到內褲嵌進肉裡。他房間裡的窗簾有時甚至是拉開的，他偶爾可以走到窗前凝視遠山近景和時間從早到晚的流逝。
3.
最令林榮基驚異的，是貫穿整個過程的黑幫風格。
我上面提過，他們在帶他上火車時給他戴上了鴨舌帽和眼罩。後來才知道這個打扮似乎是中國大陸運送政治犯時的標準行頭。三年前，我採訪了一名與2015年中國人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相關的被拘留者，他們把他從福州坐高鐵押往北京的時候，也是給他戴上鴨舌帽和黑眼罩。
林榮基首先想知道的是自己犯了什麼罪。他問審訊人員。他問房間裡二十四小時三班輪值的看守。沒一個人回答他。兩個審訊人員甚至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兩人中為首的那位說他姓史。如果他說他姓蘇、姓劉、或姓李，對林榮基來說，也沒有任何兩樣。他仍然是個身份不明的人。
直到抵達寧波後，林榮基才知道他們還拘留了他的女友，並將她帶到寧波，作為脅迫他的工具之一。
到寧波當天的第一次審訊前，「史先生」要求林榮基在一張紙上簽字，「上面列了兩個條款：一是答允自願放棄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願放棄聘請律師。」
林榮基立刻知道自己到了一個2 加2 等於5 的世界。出於自我保存，他簽了字。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在真空中的抵抗是完全無效的。中共深諳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把被囚者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原因，但要以後者「自願」的名義。
接下來，林榮基要寫一份認罪書，承認自己犯了《違法經營書籍銷售》罪。認罪書抬頭處列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個字，赫然入眼，給了林榮基一個「震撼」。這正是設計中的效果。
寫完認罪書，寫悔過書。林榮基不知道怎麼寫，像個小學生，費力而蹩腳地編了一張A4紙。
不合格。重寫也沒有變得更容易。最終，「史先生」出手幫助，給林榮基寫下了幾個要點，林榮基照抄。其實繞了那麼大圈子都是裝模作樣，原本的計畫就是讓他照抄的。
他們安排了多次拍影片：在鏡頭前認罪，在鏡頭前悔過，每次錄製前都有彩排，但林榮基是個糟糕的演員。一次演不好，拍第二次；還是不過關，再拍……直到北京的審查者滿意為止。拍影片有時在同一建築內的另一個房間；有時他們給他戴上眼罩，開車到另一個地方。
「史先生」既是編劇又是導演。有一次，另一位演員加入了演出。一個穿制服的當地女警員，林榮基在走廊裡剛剛與之擦肩而過，片刻後她身著便裝走進錄影室，扮演此案的證人。林榮基驚呆了，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寧波的秘密羈押接近尾聲時，有一天，兩名男子來到他的房間。這兩人輪番拍著桌子，咒罵林榮基：「你知道我們是甚麼人嗎？…. 我們是北京專案組的，你出這種書，誣毀我們國家領導人，你這種人十惡不赦，我們可以把你專政十年二十年，甚至專政到死，香港是無人知道的，甚至像蟲子一樣把你掐死。」
我想，這是一部黑幫戲裡必不可少的一個場景吧。
在整個羈押期間，林榮基絞盡腦汁，想不透他們究竟想調查什麼。但其實很簡單，這場鬧劇就因為幾本粗製濫造的地攤書籍。林榮基之所以想不通，是因為他作為一個自由的香港人，對暴政的想像力有限。他無法理解，權力竟可以如此兒戲般地揮舞和使用。他讀過足夠多的書，不缺乏對中共政權的書本知識，但他仍然困惑不解：泱泱大國，怎麼會這樣？
比起不幸，他體驗的更多是荒誕。
當然，居荒誕榜榜首的，是桂民海上電視。他被弄到中國國家電視台上，宣布放棄瑞典國籍，聲明不需要瑞典政府的任何幫助。他在2018年被判處10年徒刑，自那以來，外界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4.
世界輿論的關注和香港人的抗議使中國當局感到了收場的必要。從後續發展看，除桂民海外，他們打算釋放林榮基和其他三人。
到次年三月底，他們對林榮基「取保候審」，並將他帶到了廣東北部城市韶關，一個跟他毫無關係的地方。他住在辦案人員安排的飯店裡，還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在當地公共圖書館兒童部上架圖書。他每天要向一名負責看管他的當地警察報告：有沒有見過什麼人？有沒有向任何人透露你的地址？有沒有接到陌生人的電話？有沒有聯繫香港媒體？
在他們打算釋放的四個人當中，只有林榮基在中國沒有親戚或社會關係。這意味著中國當局沒有可以用來控制他的「軟肋」。林榮基雖然一直表現順從，但不知為何，他們始終不信任他，所以他們要設法給林榮基套上層層枷鎖。
在離開寧波前，「史先生」與林榮基立了一個約：「史先生」聲稱，因為他向上級懇求並提供了個人擔保，林榮基才獲得保釋；作為回報，林榮基必須與他合作，否則會把「史先生」害死。
林榮基抵達韶關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有人敲他的房門。除了負責監視他的警察外，林榮基在韶關不認識任何人。打開門，門口站著兩個默不作聲的年輕女子。他向她們解釋找錯人了，但她們沒有離開的意思。當他試圖關門時，她們用腳抵住門，不讓他關上，並試圖強行進入他的房間。他假裝向走廊張望，轉移了她們的注意力，並趁機將門關上。
六月，辦案人員安排林榮基返回香港24小時，取回書店的銷售電腦。出發前，「史先生」向林榮基保證，幾個月後，在桂民海受審並被判刑之後，他和另外三人就能返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
林榮基再次安慰自己，照他們說的做，「反正回去再待幾個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過去那樣平靜生活。」
5.
入境香港後，林榮基按照指示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入境事務處向警方銷案，聲明自己平安且不需要幫助。
他入住為他安排好的旅館——位於九龍油麻地的白英奇賓館（Caritas Bianchi Lodge）。他想一定有人在跟蹤他的一舉一動，但他也無法確定。即使無人跟蹤，他們給他的小米手機也能跟蹤他的位置。但是他已經不在乎了，因為他也沒有擺脫他們的打算。
回到香港，他才真正意識到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了多大的波瀾。人們上街遊行抗議，他沒想到會有那麼多香港人為了他和同事的自由吶喊。在地鐵上，他看著周圍的香港人，悲從中來：每個人都無憂無慮，唯獨他自己是一個秘密囚徒。他本想在香港多待一天處理一些私事，但就連這樣一個小小的願望，他們都不允許。
宛如一個從昏迷中醒過來的人，他問自己：「我到底怎樣啦？」「我不是香港人了。」
憤怒從中爆發：
「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裡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夥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夥。」
就這樣，在回到香港短短幾個小時裡，林榮基活了過來，看清了一切。
「他們欺人太甚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反覆說。
我在「欺人太甚」這個詞前停頓下來。這是一個非常原始的詞彙，它喚起的是一個窮兇極惡的大漢野蠻欺負小民的意象，它所表達的是一種原始的憤怒。古往今來所有形式對權力的反抗，皆源於這種原始憤怒。人權、法治和自由這些現代價值觀，目的都在於約束這隻野獸隨心所欲地揮舞強權的大棒。
銅鑼灣書店仍在營業。它已被一個陌生人買下，桂民海的合夥人之一李波（他同樣被帶到中國，但顯然已返回香港）和妻子在經營。
林榮基拿到了電腦，但那天稍晚才發現李波錯給了他店裡另一台電腦。他很不情願把記錄著讀者資料的電腦交到中國，但交上去錯的電腦也不行。他不知所措，需要更多時間斟酌。
實際上，中國的辦案人員早已掌握了銅鑼灣書店的銷售紀錄。他們讓林榮基回去取電腦，更可能是考驗他是否真心服從他們。甚至給他錯誤的電腦也可能是故意的安排。但是他似乎並沒有想到這一層。
他決定深夜再通知「史先生」這個錯誤，這樣他就可以多留一天去換電腦。下定決心後，他出門去逛廟街夜市。他心潮澎湃：
「我太愛香港了，…. 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流鶯），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也許因為我只去過香港一次，只停留過數日，我得承認，我直到第三次或第四次讀林榮基的敘述時，這兩段才像交響樂突然進入高潮那樣，撲面而來。
如果沒有那八個月的屈辱、無助和憤怒，林榮基對香港的愛可能永遠不會如此清晰地呈現，又如此強烈地噴發出來。
在與姐姐和姐夫共進晚餐時，林榮基在姐夫的手機螢幕上瞥見了一行字：「態度對了，幸福就來了。」這句話叩到了他的心上。
晚飯後，他送姐姐和姐夫上了巴士，繼續漫走，「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平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儘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他整夜沒睡，在手機上看新聞。六千名香港人在立法會議員的帶領下遊行，抗議銅鑼灣書店五人的失蹤。這麼多香港人在「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他深受感動。
第二天，他回到書店換了電腦，中午前來到火車站，打算按預期過關前往深圳。他非常糾結，無法踏上那列火車。然而他又擔心自己如果棄保不歸，他的同事可能會遭到報復，他的女友仍在中國。如果不回去，自己會不會太自私？
他不知道的是，其他人已經與劫匪達成了交易。如果他上了那趟火車，45分鐘後，他也將完成跟劫匪的交易。
「但不能這樣，」他與自己爭辯。「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我們幾個人的事。」焦慮中，他抽了一支菸，又抽了一支菸。他已經錯過了約定的時間。然後他想起了年輕時讀過的舒巷城一首小詩《書枱》：
我沒見過
屈膝的書枱
雖然我見過
屈膝的讀書人
他決定了，他的決定清晰而簡單：他不能做一個屈膝的讀書人。尊嚴戰勝了恐懼。「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6.
2016年的香港已經鬼影憧憧。
林榮基搬進了一間安全屋。在七月底的一個黃昏，也就是何俊仁議員陪同他召開記者會一個多月後，他動筆寫下了自己的經歷，並以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一句話作為標題。開篇的第一段也是地道的海明威的風格：
「拉開窗簾，日光猛然瀉進來。天邊的雲層捲得低低，將鯉魚門一帶，壓成一小塊。天海一色，海面沒見幾艘船隻。……臨近黃昏，依然耀眼。」
他從日落一口氣寫到深夜。寫完最後一段，他再次走到窗前：
「避風塘倒映的路燈，浮游不定。右邊的民居，萬家燈火。不遠的天橋上，兩列地鐵透著燈光交錯駛過。下面疏落的汽車，沿彎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徑奔跑的運動員，繞出優美的弧形。」
2019年2月，香港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了《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訂）草案》。草案規定，在香港發現涉嫌在中國大陸犯下37種罪行之一的「逃犯」，香港當局無需經過任何司法程序，僅經過香港行政長官和一名法官的批准，即可將「逃犯」移送中國。香港人立刻看懂了這項條例險惡用心。
以銅鑼灣書店案為例，有了「送中條例」，中國特工將不再需要冒著國際輿論的譴責到香港秘密綁架人；相反，香港政府將「合法」地將他們移交到中國。
林榮基完全符合這個條件。
那年4月，在香港爆發百萬人抗議之前，林榮基永久離開了香港，流亡台灣。
2020年1月，我去台灣觀選時和林榮基約了見面。他在中山捷運站出口等我，我們一起走到他的書店。此前我已經看到林榮基在台北重開銅鑼灣書店的新聞，銅鑼灣書店已經成為抵抗的一個象徵。
書店依然是一家「樓上書店」。我走進去時，驚訝地發現書店只是一個大約300平方英尺（約8坪）的房間。靠牆的書架上已經擺上了書，地板上堆著未打開的紙箱。緊挨著門有一個小洗手間。林榮基就住在書店，他指著一張白天折在牆上、晚上拉下來睡覺的床給我看。
我們去附近一家咖啡館聊天。他說書店籌備得並不順利。一位曾承諾投資的台灣人退出了，一位香港投資者在壓力下撤資。但在許多人的支持和鼓勵下，書店定於當年4月開張。
我說，我讀《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感到你似乎讀了很多文學。你的寫法嫻熟自然，極有彈性。他說他很少讀自己書店裡賣的書。我能想像他坐在銅鑼灣書店的櫃檯後，埋頭讀書二十年的樣子。
回到他的敘事。他四兩撥千斤，刻畫了好幾個人物：「史先生」、給他帶來雪的醫生（林榮基此前從未見過雪）、來自北京的兩個惡煞、韶關的周警官，甚至只寫了一句的圖書館館長。林榮基的敘述也許可以寫得更長，甚至寫成一本書。然而我感到，他18,000字的敘述其實什麼都沒有遺漏。
我再次說，他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寫作者，我很好奇他如何得到寫作訓練的。他說多年來他一直是一個文學社的成員，與同伴們分享自己的作品。
那麼出版呢？我問道。不知為何，我問完這句後立刻就後悔了。
我不記得他的原話了，但他大意是說，好書很多，但壞書更多，他不必為後者添磚加瓦。
我告訴他，有人已經將《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翻譯成了英文，但我感到譯本不夠理想。他說：「那你可以重新翻譯一遍。」
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林榮基。兩年前我看到他被診斷出患有肺癌的消息。今年7月2日我聽到了他在臺北辭世的消息。他長眠在臺灣北海岸的一個墓園。
在林榮基離開香港後的七年裡，自由媒體被關閉；抗議活動——無論聲勢浩大還是微妙隱晦——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遊行已經絕跡；歷史悠久的公民社會組織紛紛解散；立法會中的民主派議員被驅逐並投入監獄；獨立書店正在走向滅絕；維園的燭光海洋已經不再。監獄裡擠滿了政治犯。中共政權在香港欺人太甚了。
回首過去七年，林榮基對香港的愛令人心碎。
油麻地也許依然人頭湧湧，但香港已沒有自由的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