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卿／《鏡文學》總主筆
東京淺草寺境內，有一尊母子地藏。雕像是母親揹著一個小孩，手裡抱著另一個小孩，雙眼垂下。這是由《好小子》漫畫作者千葉徹彌設計的。千葉徹彌幼時曾居住在中國瀋陽，日本戰敗後歷經一年時間和家人抵達葫蘆島港，登船回到日本。
這段「引揚」（指日本戰敗後，居住外地的日本國民返回日本。台灣多用「遣返」一詞）過程，他看到許多人因飢病死於途中，連屍體都無法安放。於是日後他和有引揚經驗的友人，在淺草寺設置母子地藏，以慰藉死於路上的亡靈，以及至今未能重逢的父母與小孩。
今年10月22日千葉徹彌去世。他在台灣已出版六冊的自傳性漫畫《悠哉日記》，第六冊最後一個畫面，正是母子地藏。千葉徹彌寫道，在夜間天色昏暗時參拜，據說母親的眼睛會泛出淚光。千葉徹彌也寫了供奉母子地藏的原由。
之前引揚漫畫家曾舉辦戰爭印象展覽，吸引許多人觀看。其中一對夫婦說，他們都是撤退者，三個小孩都是活活餓死的，連個墓都沒有，不知道要去哪裡祭弔。
千葉徹彌說：「我們將眾多的往生同伴們棄之於路途中，最後回到日本國內，只要一想起這些往事就會忍不住心痛。」後來他們在西多摩靈園和淺草寺分別供奉地藏。
戰後一段時間，千葉徹彌不願意回想引揚往事，但回憶卻在千葉徹彌作品與生活中一再顯露出來。
他們很幸運地在路上遇到父親的同事徐集川，他冒險將他們藏匿在閣樓度過寒冬，是千葉家的救命恩人。千葉徹彌在閣樓裡畫畫給弟弟們以捱過那段時光，這或許是他日後畫漫畫的契機，在他成為漫畫家之後，喜歡在閣樓中工作，也與當時情境有關。
曾有採訪者問他，作品中有些人物的名字和「徐」的日文發音很像，像是《小拳王》主角矢吹丈的「丈」。千葉徹彌說，印象中「丈」是開會時大家決定的，他創作時沒有特別這樣想，但也許是無意中流露出對這名字的喜愛也說不定。
還有些封存的回憶，也在漫畫中被喚醒了。像是韓國拳擊手幼年時以為有人要搶走食物而誤把父親打死的情節，他覺得好像畫出的是在引揚路上，那個飽受飢餓折磨，飲用泥水的自己。
研究引揚史的日本學者加藤聖文指出，根據戰後實際返國的引揚人數推算，當時在外地的日本人，不含軍人，應超過300萬人。其中約計，滿洲127萬人，滿洲以外中國境內49萬人，台灣33萬人，朝鮮半島72萬人，庫頁島39萬人。現在，旅居海外的日本人也不過129萬人左右。
加藤聖文認為，這些居住外地的日本人，能在戰敗一年返國，是因為美國希望盡快消除日本在亞洲的影響力，積極介入，才得以實現。但在遭受蘇聯軍隊攻擊的滿洲和北朝鮮，在戰亂以及成為難民後，因為傳染病、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人數急遽增加，返國前，就有超過30萬人喪生。
不同地區引揚的日本人，遭遇並不相同，滿洲北朝鮮歷經千辛萬苦，台灣則較為平順。不過，回到日本後，苦難則是相似。
原本，日本政府不希望引揚者立刻回國，因為日本本土也面臨糧食不夠百廢待舉的艱困處境，引揚者成為食物與工作的競爭者，同時也遭受敵意與歧視。
被歧視的原因之一在於，這些當時聽從政府開拓外地而願意在殖民地生活的人，被視為離開是自己的決定，在外地享受比當地人更優渥的生活，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另據學者曾齡儀為華樂瑞（Lori Watt）《當帝國回到家：戰後日本的遣返與重整》所寫推薦序，華樂瑞認為，引揚者的出現，使「內地」日本人得以與「外地」日本人分開，加上長崎與廣島原爆的苦難形象，內地日本人可將自己視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其次，1946年從滿洲歸來的日本女性，因為經歷蘇聯入侵而被認為肉體受到污染。1949年從西伯利亞集中營回來的日本男性，則被稱為「紅色引揚者」，意即共產主義同路人。這兩者都受到污名化，前者藉以彰顯日本本土女性「性的純潔」與「種族純粹」，後者好辯孤僻的形象，則襯托日本本土男性的「正常」。
不論歧視原因為何，歧視已成事實。戰後初期的日本，對於引揚者的苦難，未必有興趣知道，引揚者的痛苦回憶也未必說得出口，使得這段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被塵封。
加藤聖文在戰後50年，想要了解為什麼有些引揚者生活始終艱苦，卻發現不要說學術研究，連資料都很少，引揚者的問題長期被視為禁忌。
日本TBS電視台曾在2023年製作引揚者專題報導。當時在長野縣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展示中國畫家王希奇的畫作《1946》，畫的即是滿洲引揚者死裡逃生走向葫蘆島港的情景。他說，2011年他在網路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一位短髮男孩，胸前抱著一個類似白布的東西。後來才發現，這其實是一位女孩，因為害怕被蘇聯士兵侵犯，而剪成短髮，她所抱的則是母親的遺髮。
他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這段歷史似乎鮮為人知，於是決定畫出來。一位八十多歲婦人觀展時說，滿洲撤退的經歷讓她感受到人的生與死。「死去的嬰兒被留在鐵軌旁，火車就開走了。從引揚船上，撲通一聲把遺體拋進海裡，船繞著遺體轉上一圈，葬禮就結束了。我說不出口。一直到八十多歲，我什麼都沒說過，連孩子、孫子都沒告訴過。」
千葉徹彌在《悠哉日記》中曾寫，他幼年居住的滿洲，因為特有的黃砂現象，每到傍晚天空就會被染成一片血紅。他曾畫過一幅畫，是在逃難過程中，一群人在紅色夕陽下迤邐前行。千葉徹彌曾說，許多人在途中倒下，再也無法起身。直到現在，每當看見血紅的夕陽，當年的記憶仍會浮現。
引揚過程的生離死別，固然是一種受難經驗，但日本也是加害者，更是造成苦難的源頭，這是必須正視的。因此對千葉徹彌來說，敘述與哀悼的意義不僅是為了無處安魂的逝者，更重要的是不要再讓戰爭發生。
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對於戰爭的描繪，畫起來很痛苦，但他是抱著不希望戰爭重演的心情畫的。如果不這樣做，就對不起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戰爭使原本在孩子面前溫柔的父親和哥哥，一拿到武器就成了惡鬼。而那些只比自己年長一些的人，說是為了國家，抱著炸彈向前衝，拋下自己的性命，就此凋零。
台灣也有引揚者的故事。今年7月，由林初梅、石井清輝、所澤潤幾位學者編著的《告別南國：在台日人「引揚」研究》在台出版。書中包含九位台日學者的研究成果，和三位灣生的訪談紀錄。
跟千葉徹彌的經歷相比，台灣引揚過程可說平和有序。從書裡，可以看到三期遣返的過程，因為返回的地方，分為日本本土、沖繩與八重山群島，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以及戰後一開始，國民政府不希望起用台灣人，而留用日本人，以及留用日本人子女就學等安排。
在時代轉換中，不僅個人命運遭受影響，有時連書寫記憶都是危險，或不合時宜，因此許多珍貴資料就此湮滅。但本書經由訪談與史料爬梳，保留了許多戰爭剛結束時，不論是日本人必須離開台灣，或是曾經以為自己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突然發現自己成了「昭和孤兒」的印象、回憶與心境。
從戰後初期在日本發行的《全國引揚者新聞》，也可以看到台灣引揚者，如何在日本重建生活，破除歧視的努力。他們運用台灣的媒體經驗與人脈發行刊物，並主張在台灣學到的技能，以及引揚者到外地的開拓精神，將有助於日本從廢墟崛起。
引揚者回到日本後，也有彼此聯絡的刊物或同窗會等小誌，交流各自的近況與反思。從這些資料裡，也可以看到台灣引揚者一開始未必意識到，但隨著時間推移，對台灣的「故鄉意識」也更為清晰。
今年9月下旬，我先是在台北聽了林初梅教授《告別南國》講座，隔了兩天，在淺草寺無意中看到母子地藏，細雨留在母親石像的痕跡宛如淚痕。10月則看到千葉徹彌去世的消息。冥冥中似乎有一條線提醒我留意這段過去。引揚者加害與受害的複雜經歷，遭受的苦難與此生無法逃脫的悲哀，終將會過去了嗎？如果這些歷史不僅是歷史，而是讓戰爭不再重演的呼籲，那記得千葉徹彌的心願，也是對他最好的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