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表示，這段時間以來，已多次看到檢察官濫權羈押、法官未能恪盡職責的情形，嚴重侵害人權。尤其在多起重大案件中，若被告與民進黨關係密切，即使曾有棄保潛逃的前科，或涉及重大犯罪，如鍾文智、與前法務部長蔡清祥交好的徐少東等人，最後都順利脫身。
黃國昌說，反觀若有人觸怒掌權者，即使在《刑法》上，連犯罪構成要件是否成立都有爭議，更遑論是否符合羈押條件，仍可能僅因製作一張諷刺梗圖就被逮捕、羈押禁見。這種雙重標準的司法行使，已在社會上引發廣泛憤怒與不平，甚至有無辜生命因此逝去。
黃國昌表示，當羈押制度作為一個侵害人權最後的手段，卻被如此濫用，檢察官以空洞的理由，而法官只要複製貼上，把被告的名字換一下，沒有具體的事實、證據，就能作出重大的羈押裁定。尤其北院針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延押裁定，內容空洞，違反倫理法則，簡直先射箭再畫靶，「今天柯文哲，明天任何人」，羈押制度已經到了必須徹底檢討反省的地步，希望社會能正視司法不公的現況，還給人民一個真正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
律師李怡光指出，台灣現行的羈押制度，自民國84年實施以來已滿30年，但相關改革多仰賴大法官釋憲逐步推動，缺乏完整立法審議與制度檢討。羈押制度原本設計目的是為了保全審判與執行程序的順利進行，而非作為提前懲罰被告、取得被告自白的手段，更不應成為司法報復與濫權工具。
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呼籲，立院應即刻修法，限制檢察官無限抗告的權力，以柯文哲案為例，法院已裁定不予延押，檢方卻反覆抗告，直到成功羈押為止，這根本構成司法騷擾。此外，案件一旦起訴，即表示偵查程序已經完成，檢察官卻仍以「有串證之虞」為由申請延押，但此一理由早已不具正當性，若法院仍接受這種說法，就是制度性瑕疵，應徹底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