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台灣永續治理論壇發起人、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文化人應該遠離政治嗎?學者公開支持特定候選人,就代表學術獨立蕩然無存?公民團體負責人一旦失言,是否就足以宣告整個組織的監督公信力破產?
中國時報近日刊出《廖玉蕙們玷汙文化人的格調》,從作家廖玉蕙的垃圾車廣播爭議,談到楊双子的政治動員、周婉窈籌組沈伯洋學界後援會,以及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的失當言論,將性質不同的事件串連起來,質疑部分文化人的專業倫理與公共角色。
這些事件確實都有值得檢討之處。文化人必須查證事實,學者不能以學術聲望取代政策論證,公民團體也不能因為自許進步,就免除對自身言行的要求。但批判個別人物的錯誤,與否定整個群體的專業價值,是兩回事;要求公共人物遵守專業倫理,也不等於要求他們放棄政治立場。真正需要檢驗的,是所有人能否接受相同的事實標準與行為規範。
廖玉蕙指稱台北市垃圾車廣播出現支持蔣萬安的選舉宣傳,質疑市府公器私用。台北市環保局公布音檔後,說明內容是疫苗接種宣導,並無她所指稱的拉票語句。廖玉蕙也於11月9日公開致歉,承認未取得完整錄音、未確認實際內容,就將個人理解當成事實公開表達。
具有公共影響力的作家,確實應對自己的指控負起查證責任。但廣播內容不是選舉拉票,不代表公共資源宣導的方式與政治觀感就不必接受行政中立檢驗。更重要的是,批評廖玉蕙發言失實有事實基礎;若進一步認定她是特定政黨的政治工具,則必須提出另外的證據。批評別人不查證,自己也不能靠未經證明的動機推論完成政治定罪。
作家楊双子曾參與發起支持罷免不適任立委的作家連署。作家公開投入政治動員,當然可以接受社會檢驗,但這本身何以構成文學專業倫理的違反?
文學從來不是與社會隔絕的象牙塔。作家可以沉默,也可以發聲;可以支持某個政黨,也可以批判自己曾經支持的政治人物。這是公民自由,不是專業墮落。真正應檢驗的是其政治主張有無事實依據,而不是她有沒有政治立場。
周婉窈與政大教授黃厚銘發起沈伯洋學界後援會,11月8日舉行成立活動,公布有1,292位學界人士填表聲援,並以政見論壇形式討論市政。學者以個人身分支持候選人,不等於所屬學術機構正式背書,更不代表學者從此放棄監督責任。學術獨立的核心在於研究自主、證據判斷與批判能力,而不是要求學者對政治議題保持沉默。
但反過來說,學術頭銜也不能成為政治論述的免責護身符。學者可以支持候選人,卻不能以專業聲望取代政策證據;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也必須保有日後批判其政策的能力。相同的政治表態,不能因為支持對象不同,就被賦予完全相反的道德評價。
公督盟執行長張宏林使用「聽話的狗」等貶抑性語言評論政黨政治下的投票行為,引發外界聯想到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張宏林其後說明原意並公開道歉。即使原意是批評政黨紀律,這類用語仍有違公共監督者應有的言論分寸。監督政治人物的人,更應以理性、克制的方式提出批判。
然而,執行長一次失當發言,不能直接證明公督盟整體評鑑公信力破產。組織是否公正,應檢視其評鑑指標、資料來源、評分方法與異議處理機制;若有偏袒特定政黨的證據,當然應提出質疑,但不能以個人失言取代對制度的實質檢驗。
這項原則同樣適用於媒體與評論者。要求文化人尊重事實,評論者自己就必須查證;要求公民團體公平,自己就不能依政治立場選擇性評價。
政府必須遵守行政中立,不能利用公權力替特定候選人助選;學者必須維持研究自主與證據判斷;公民團體必須讓監督方法透明、公平;媒體與評論者則必須區分事實、推論與價值判斷。不同角色有不同責任,但都不能因政治認同而降低標準。人民、作家、學者與公民團體,沒有放棄政治立場的義務。民主保障的不是所有人站在相同位置,而是不同立場的人都能公開表達、相互批判,並接受相同的事實檢驗。
顧炎武所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提醒知識階層必須承擔公共責任;但這不應成為政治人物審判異己的道德武器。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只是批判權力,更包括拒絕讓自己的思想成為任何權力的附庸。
真正損害文化人公共形象的,不是文化人走進政治,而是有人一面高舉專業與道德,一面卻讓政治立場決定事實、讓陣營認同取代是非。當公共倫理也依政黨顏色分級,台灣失去的就不只是知識分子的社會信任,更是民主社會共同判斷是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