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傑／政治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隨著「大罷免 大成功」的結果以「大罷免 大失敗」寫下一個暫時的逗點，「青鳥們」在坦然面對挫敗之餘，一夜之間幡然醒悟地開竅了，開始以「華國美學」的方式仿效藍白營的字卡宣傳模式，轉向更「接地氣」的視覺語言，嘗試用對手擅長「帶土味」的文宣風格，以另一種方式詮釋政治人物的言行，目標除希望能在823的第二波的罷藍委行動中發酵外，也意外地讓青鳥們感到無比療癒：原來是先前的長篇大論、理充詞沛地諄諄善誘，不如一張梗圖帶來的殺傷力，不但讓盧媽媽大肆「闢謠」、動用警察「抓人」，也讓青鳥發現，這些梗圖能夠充分地讓藍白營支持者「認知失調」，在熟悉的圖文風格中，一時半刻間分不清孰真、孰偽。
青鳥們的操作當然是一種認知戰的手法：利用形塑對方對世界事務的認知以達成有利與己方的目的。青鳥們這一波的操作與過去的宣傳是相當不同的。首先是字數上的絕對精簡，在不超過20個字的篇幅簡述一個事實；再來是強調物質利益，像是敦促地方政府將結餘款浦發現金，排除任何抽象的價值陳述；最後，是論述框架的選擇。在726大罷免前夕衝一波的「百工百業挺大罷免」就是以「我好愛這個小小多山的國家」溫情的訴求為主軸。
以台大資工系教授陳醖儂的threads貼文為例：「畢業後回到台灣教書，各個報導都是『放棄XX年薪』，但其實我沒有多高尚，只是因為我太愛這個小小多山的國家，在別人都喊著逃離鬼島時，我只覺得我好想回來，感受那濕黏卻熱情自由的空氣。」強調回台灣的正向生活體驗和情感滿足，充份回應了罷團「罷免是愛」以降低仇恨指控的的運動總方針。
現在的青鳥們話語風格丕變。像是以下這兩則「盧秀燕任內標售土地將飆破1000億 網怒喊：還不發是捨不得分嗎？」、「快訊 藍營市長紛紛表示超徵的錢不普發現金 家長哭喊小孩學費沒著落」。青鳥們已經充分掌握了對方陣營文宣戰利用物質利益受侵害的「損失框架」的奧義，而這一切背後是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加持的展望理論為學理支撐。
Kahneman和Tversky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一言以蔽之，「損失」框架的心理威力比「獲得」框架更為強大。人們對「失去10,000元」的痛苦感受，遠比「獲得10,000元」的快樂來得強烈。通過不同的論述框架，會帶給人迥異的心理感受。比如，獲得框架的陳述是「市府發放現金」，損失框架的陳述為「市府不發錢給你」。在這當中，物質利益又要比價值上的損失感受更為直接。相比抽象的民主價值，「錢」是最容易感知的具體利益。當人們感覺自己的錢被拿走或不當使用時，肯定會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
然而，藍白陣營除了善於利用物質利益損失框架帶動最後一波大罷免不同意票以外，如將時間線拉長，中共與藍白陣營及其扈從媒體將賴清德總統不實指控為「綠色恐怖」、「威權」、「極權」、「獨裁」、「一黨專政」、「綠共」、「納粹」、「賴特勒」對台灣民眾的影響可能還要更為深遠。在過去，筆者從中共通過將賴清德比為「新納粹」以羅織武統台灣理由的角度認識這個議題。在大罷免階段性失敗後，才發現這或許只捕捉到了上述認知戰中面積不大的側面，這些論述的背後並非單純的政治事實判斷，而是一種具有策略性語言功能的政治標籤操作。其原因可從下列幾個層面理解：
1. 政治定性與污名化操作
藍白陣營藉「獨裁」之名將賴清德與過往威權記憶連結，在語意上暗示其「不容異議」、「濫用權力」、「打壓在野」。此類標籤化的意圖將其形塑為「威權政客」，進而削弱其民主正當性，特別是在面對國會改革、罷免行動等具有政治張力的議題上。
2. 呼應中國對賴清德的政治定性
中共長期將賴清德定義為「務實台獨工作者」，視其為台獨路線的堅定推進者。親北京媒體在某些論述上與中國官方語境有高度重疊，將賴清德描繪為「挑釁者」，並進一步將其國內作為解釋為權力傲慢或威權主義的表現。
3. 回應民進黨內部強人式領導印象
相較於蔡英文「不躁進 不挑釁」的理性克制風格，賴清德的政治風格更具為強勢，尤其在「四講」之前在面對中國的語言表達上展現不屈服的姿態，這容易被對手刻意詮釋為「強人統治」，被藍白陣營藉此攻擊其「獨裁傾向」。
4. 回應「朝小野大」的政治結構
在2024年後「朝小野大」的政局中，藍白陣營強調「制衡行政權」的重要性，並將任何行政主導或民進黨支持大罷免詮釋為「試圖架空國會」或「不尊重選民選擇」。這時，「獨裁」成為藍白陣營政治語彙中合理化反對民進黨政策的工具，用以凝聚反對賴政府的力量。
5. 對大罷免運動的防禦性詮釋
大罷免運動由民間罷團發起，但在台灣的親北京媒體普遍認定其背後有賴清德政府的介入，因此將其視為「清洗在野黨」、「破壞代議政治」的舉措。在這種敘事邏輯下，「獨裁者動員人民鬥爭在野黨」成為主導敘事，目的在於轉移政治焦點、爭奪輿論主導權。
這是一種典型的預防性指控（preemptive framing）操作手法：指在對方尚未實際行動或尚未形成某種特定印象前，先行公開指控對方可能從事某種不當行為，以掌控詮釋框架並削弱對方正當性，甚至將對手未來的反擊預設為「有罪的證明」。
然而，在6月23日之前，綠營支持者都可以抬頭挺胸地說這是完全是不實指控。但就在這一天，柯建銘提出了大罷免後要以刑法一百條的內亂罪、叛國罪處理在野黨，之後賴清德總統的「二講」又提出「雜質說」，反而使自己入了北京與藍白陣營設置的甕，使得先前的無端指控反倒在藍白營支持者的認知中成就了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凝聚藍白與中間選民的防禦性心理，鼓動「制衡思維」的選票動員；再配合上「普發一萬元」中的決策失當，造成了726「大失敗」的結局。
從語言策略的角度看，後726的輿論攻防凸顯出青鳥們進入「情感政治」與「框架運用」的嶄新階段。勝負不再只靠事實真實性與理性說服，而更取決於誰能早先一步建構出足夠產生情緒共鳴並衍生出動員力的敘事框架。青鳥們的話語反攻的成功，固然是一種負面情緒的出口，但也凸顯過去的話語策略中缺失的面向。未來若要避免再度陷入敗局，綠營與民主支持者必須在價值主張外，分配更多的資源給語言策略的多樣性。善用負面情緒與損失框架的感染力，才可能在第二輪罷免與更長期的選戰中重奪話語主導權，開啟下一階段勝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