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已進行過8次總統大選，每一次總統選舉闡述了主權在民的深意，也用以抵抗中共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的宣示；所以，許多人都將總統直選入憲視為前總統李登輝對台灣最大的功勳之一。只是，總統直接民選固然對台灣民主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也徹底地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與制衡設計。當時為了完成直選工程所做出的若干妥協，在30年後陸續浮現問題，其中若干便宜行事的設計甚至成為如今台灣朝野政黨攻伐不斷、勢不兩立的制度根源。
1997年，已經在前一年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的李登輝，開始處理原《憲法》中最關鍵的立法院閣揆同意權問題，這也是李登輝改變原本偏向內閣制的中華民國《憲法》最重要的工程。只是，修憲的阻力不小，不僅黨內的非主流派認為這是李登輝在肆意擴權，就連國民黨立委都認為：「拿掉閣揆同意權，那以後誰還聽我們的？」
為了弭平這些疑慮，李登輝除了尋求時任民進黨主席許信良的支持以外，也做出了兩項關鍵性的讓步：第一、讓立法院擁有「倒閣權」，但卻修正在一般民主國家裡常與倒閣配套的解散國會權，讓它只能在立院倒閣時才能發動，是謂「被動解散國會權」；此作法改變了立法行政之間的動態平衡，反使得解散國會權有點像是立法院的附屬權力。第二、下修立法院否決行政院覆議的門檻，從原憲法的三分之二改成二分之一。然總數二分之一已接近一般立法院的多數決，這幾乎讓政院制衡立法院的覆議權形同具文。
當時，有人就此向李登輝表達疑慮，認為一旦民選總統無法掌握國會多數，如此設計會讓國家政務無法推動，行政權會形同癱瘓。據稱，甫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權力滿溢的李登輝卻信心滿滿，認為「這代誌不會發生」；因為他自認已牢牢地控制住國民黨立院黨團，而民進黨（至少短期內）不可能在總統直選中獲勝。
言猶在耳，在九七修憲的3年後，民進黨就贏得總統大選，台灣迎來第一次政黨輪替。
這種「不均衡」的制衡設計在總統與國會是一致政府時可以運作如常，但是當總統與國會多數分屬不同政黨時，就出現極嚴重的扞格。不同於扁政府時代時立法院的「有限抵制」，20年後藍白黨對賴政府的杯葛更是趕盡殺絕不留餘地。諸如，全面封殺大法官提提名人選，再藉由修改憲法判決門檻癱瘓憲法法庭，這就是當年扁政府時期的在野聯盟所不敢做的（國親黨團只敢癱瘓形象不佳的監察院）。而直接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挖掉中央政府3千多億財源，以及透過大砍業務費讓各（ 憲政）機關業務停擺的作法，更是20年來聞所未聞的「監督」手段。
面對這種不顧國計民生、升級版的杯葛抗爭，論者或可以「不忠誠的反對黨」斥之，但這其中其實隱含了一種難以對外言說的行動心理因素。那就是當台灣透過過去30年的行憲經驗，確立了以總統直選結果來決定行政權歸屬之後，在野黨深知，只有贏得總統大選才是關鍵。而要贏得2028總統選舉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是讓選民覺得自己夠好，第二讓選民覺得對手很爛。只是，前者涉及自我改造，工程既浩大又困難；所以在野黨通常選擇了後者──它們要在立法院讓執政者疲於奔命、不斷救火、一事無成。
對在野黨而言，在國會與執政黨合作不會為它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會因為執政黨做出成績，讓在野黨離下次總統勝選更遙遠。換言之，總統選舉贏者全拿的強烈排他性，讓在野黨走向這條全面杯葛賴政府施政的路。加上此刻的賴清德只擁有被閹割的解散國會權與覆議權，根本無法制衡立法院，於是造就了過去一年幾近停滯癱瘓的台灣政局。
面對這種制度造成的零和賽局，除非再次啓動修憲讓台灣走向更名符其實的三權分立總統制以外，幾乎無解。此時此刻，與其寄望朝野政黨以民為念化解衝突，還不如期待選民透過更積極的政治參與來制衡政黨與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