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
政黨的歷史往往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史。國民黨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交替時誕生，扛著革命旗幟，誓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堪稱時代進步的先鋒。然而，當革命成功之後，國民黨逐漸走向保守。到了1927年清黨，國共分裂，反成為以槍桿子壓制其他政黨的政權。
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為了鞏固政權與防範共產黨滲透，國民黨長期實行戒嚴。此舉雖出自國家安全的考量，卻同時形塑了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威權、保守」的印象。原本代表民主共和理想的政黨，最後卻成為戒嚴體制的守護者，甚至壓制異議分子。這種歷史反差提醒我們，任何政黨若失去自我革新的能力，必然會偏離當初的理想，成為被改革或革命的對象。這樣的教訓，如今正投影於民進黨執政的挑戰。
執政黨的警訊
民進黨過去以挑戰威權、推動民主化為號召，承載了年輕世代對民主與自由的期待。然而，執政不過幾年，在回應社會變局與新世代價值觀時，民進黨卻顯得日益躊躇，甚至與青年世代的思維脫節。無論是能源政策、大罷免案，抑或兩岸關係的處理，民進黨逐漸陷入守勢，失去進步政黨應有的靈活性與創造力。
近期的政治事件凸顯了這種困境。由公民發起的大罷免案以「全數完封」收場，但這並非全然彰顯民意支持，而更像是政黨操作的結果。至於核三延役公投雖未通過，卻幾乎達到過關的門檻。筆者接觸的多數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傾向支持核三應繼續運轉。這一脫節不僅是政策失敗，更是執政黨與社會信任裂痕的警訊。
執政黨的責任：改革與包容
作為執政黨，民進黨應展現更大的包容力，廣納各方建言，擴大用人及決策的格局。政黨的責任不只是維持政權，更是要透過改革回應民意，凝聚社會信賴，縮小世代間的落差，打破政治僵局。這意味著政府必須拿出清楚的方向與具體作為，茲舉犖犖大者如下：
首先，住房是世代正義的起點。高房價導致年輕世代買不起住房，這已不只是經濟困境，更是社會公平的危機。政府應將住房視為公共財，而非投機炒作的工具，積極興建可負擔的青年住宅，以住宅政策鼓舞年輕人成家立業。
其次，交通應以日常民生優先。汲取雙北都會區的經驗，優先推動其他都會區的捷運系統，而非高鐵路線的延伸，因為它直接關乎民眾的日常通勤、通學與都市均衡發展。對比之下，北宜直鐵的推動更勝於北宜高鐵，不僅成本較低、效益更高，也能兼顧通勤需求與地方運輸，符合普羅大眾的利益。
再者，能源政策必須除弊興利。再生能源產業原本應是能源轉型的支柱，但近年來太陽光電業者屢爆違法圈地、利益輸送與環境破壞等爭議，削弱社會對綠能政策的信任。政府應公開徹查弊端，建立透明制度，以回應能源穩定與民意的雙重需求。
更重要的是，制度需要深層改革。台灣長期處於「雙首長制」的模糊狀態，總統握實權卻不直接對國會負責，行政院卻須承擔國會監督，導致責任定位不清、衝突不斷。未來必須明確選擇，朝向三權分立、總統對全民負責的總統制，或者轉型為國會多數執政、責任清楚的內閣制，從根本解決治理責任模糊的結構問題。
同時，台灣社會應該引入更多公民參與，例如公民審議、公投前的社會對話平台，並推動國會改革，健全監督制衡的制度，以提高政治的透明度與問責機制。這才是民主深化的必經之路。唯有如此，執政黨才能維持進步政黨的核心價值，而不是淪為另一個失去動能的保守政權。
台灣的困境與民主的出路
台灣正面臨內憂外患。內政上，房價飆漲、能源爭議、少子化與世代正義的矛盾日益尖銳；外部則面臨中國的武統威脅與美國對等關稅談判的壓力。此時若僅以保守心態維持現狀，將無法回應社會的焦慮。台灣需要的是一種更貼近民意、兼具靈活與原則的治理方式。
所謂「以更多的民主解決民主的困境」，既不是空洞口號，也非理論的修辭，而是堅持落實自由民主的理念。能源政策應透過公開協商形成社會共識，而不是在兩極對立中反覆搖擺；兩岸政策需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核心價值，以透明、理性的方式與社會溝通，避免陷入保守僵化與封閉的心態。
結語
歷史已經證明，當政黨失去自我反省時，進步的形象最終都可能被貼上「保守」的標籤。這不僅是某一政黨的悲劇，更是整個社會的損失。執政的意義不在於延續權力，而是透過制度創新維繫社會信任。面對內外挑戰，台灣必須堅守自由、民主與人權，並勇於制度創新。執政黨尤需重拾改革勇氣，推動公民參與、透明問責的治理模式。唯有如此，台灣方能在風雨中屹立不搖，迎向更深化的民主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