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誰才被稻草人綁架──駁王盈勛教授

王盈勛在〈別被心中的言論自由稻草人綁架──答羅世宏提問〉一文開頭就斷言：「每個受過現代基本公民教育的人，心中都有一具絕對言論自由的稻草人。」這一句話，盡顯他整篇文章的問題所在。因為沒有任何嚴肅的言論自由倡議者主張過「百分百不設防」的言論自由。這在政治哲學、法學與新聞專業倫理等領域裡，都是最基本的常識。即使最強調言論自由的人，也承認仇恨言論、煽動即時暴力或誹謗等例外存在。

因此，王的說法並不是在回應一個真實存在的立場，而是自設一個假想敵，再自己予以擊倒。這就是典型的稻草人謬誤。遺憾的是，他聲稱要「答羅世宏提問」，實際上卻沒有正面回應我所提出的「不應濫用外部性概念作為言論審查的藉口」，反而在邏輯與論理上留下更多漏洞。

更令人遺憾的是，王不僅立起這個稻草人，還把不同立場者描繪為「聲援他們的言論自由，就是蛋頭學者，就是被心中那具言論自由稻草人綁架」。這樣的說法不僅是人身攻擊，更是一種對知識社群的貶抑，以及政治語言污名化的操弄。

王的原始文章裡，最具殺傷力卻缺乏證據的一句話是：「發表此類言論者，多半是在中國拿好處，卻由台灣全體人民承擔他們言論的後果。」這種說法，表面上顯得非常「愛台」，實則非常危險。因為它沒有提出任何實證，卻把一整群人的動機簡單歸結為「拿中國好處」。

這種「推測動機即定罪」的邏輯，本身才是對公共討論最大的污染。當社會習慣於只要有人貼上「拿中國好處」的標籤，就能封殺他人的發言，甚至剝奪其合法權利，那麼寒蟬效應將無遠弗屆。到最後，甚至連那些沒有任何中國背景的人，也可能因為立場不合當權者口味，被指控「替中國代言」。

王試圖援引經濟學概念，把武統言論比作工廠的黑煙。他說：「他們發表極端言論，卻不怕（在台灣）丟掉市場，這在正常國家、正常市場並不合理，但台灣人都知道為什麼……這是我該文所說的外部性。」

然而，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錯置了「外部性」的適用範圍。工廠污染的外部性有幾個特徵：傷害是立即的、具體的、可測量的；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明確的；外部性治理可以透過稅收、賠償或排放標準來調整。而政治言論的影響，則截然不同。它的效應必須經過輿論傳播、公共辯論、制度回應才能顯現，過程中常常會相互抵消，甚至轉化為民主社會必要的審議/討論成本。

把政治言論簡化為工廠污染，邏輯上就是範疇錯置。更嚴重的是，這種錯置會讓當權者有無限解釋權。因為只要政府覺得某種聲音「有害」，它就可以被定義為「污染」而遭到清除。這樣的外部性理論，不是經濟學，而是政治審查的遮羞布。

王還舉了一個例子：「ChatGPT生成出吉卜力風格的畫作來牟利，就現行法律來說，風格的模仿並不違法著作權法，但我相信羅教授未必支持他們這種利用法律漏洞來賺錢的行為，說這是言論自由。說它不違法，我們就要聲援OpenAI公司的言論自由嗎？」

這個類比完全錯置。AI生成圖像涉及的是「著作權」與「商業使用」的爭議，焦點在智慧財產的歸屬與市場秩序；而武統言論則屬於「政治主張」，本質上是公共議題的意見表達。前者是法律是否該修補漏洞的問題，後者則觸及民主制度的基礎自由。王將兩者混為一談的目的，是為了偷渡審查正當性？

更何況，即便 AI 生成圖片存在爭議，它本身仍被視為「創作」的一種，沒有因為爭議就被禁止生成或流通。法律相關討論的焦點，是如何在「保護原作者」與「鼓勵創新」之間找到平衡，而不是一刀切地視為「污染」而一禁了之。同理，武統言論即使令人反感，也應透過公開辯論來回應，而不是靠審查來噤聲。

王又舉例說：「法律上我們對廣告言論的管制高於新聞言論，也是非常明確的事。菸酒商未必會說謊，但都不能打廣告，我也沒看過那個學者來捍衛他們的言論自由。」

這個比較聽來合理，但其實也是偷換概念。廣告之所以受管制，不是因為它是「言論」，而是因為它涉及「商業行為」與「消費者保護」。不實廣告要受罰，關鍵就在於「不實」二字，因為它涉及可檢驗的虛假陳述。政治言論則完全不同，它本質上是立場表達，不存在單純的「真假/對錯」判準。

如果把政治言論與廣告等同，那麼任何反對當權者的聲音，都可能被認定為「誤導大眾」、「危害社會」、「動搖國本」。這條邏輯一旦成立，公共辯論就會淪為政治當局的審查遊戲。

王進一步說：「中共及其代理人對言論自由的濫用，又有何不同，值得你大力聲援呢？」這話聽似正義凜然，卻暗藏三大問題。

首先，把人貼上「中共代理人」標籤，本身就是邏輯偷渡。如果立場或言論就能成為「代理人」的依據，那麼誰來決定標準？這種模糊性，正是獵巫式的審查邏輯。

其次，把「言論自由」與「濫用言論自由」混為一談。王所謂的「濫用」，實際上沒有客觀標準，只是對不合己意的言論的排斥。一旦允許政府或多數人決定什麼算「濫用」，言論自由便名存實亡。

最後，真正的外部性，不在於有人講出極端立場，而在於有人動輒用「中共代理人」的指控來噤聲異議。因為這種扣紅帽子的習慣，會讓整個公共空間充滿寒蟬效應，也將導致社會信任被侵蝕，公共辯論淪為恐懼遊戲。

王的論證捨棄就事論事，而是再度直接扣帽子：「聲援他們的言論自由，就是蛋頭學者，就是被心中那具言論自由稻草人綁架。」這種語言策略，已經徹底放棄理性論證，改以嘲弄與貶抑來掩飾缺乏說服力的內容。

這種人身攻擊，也暴露了論者的無力感。當一個教授訴諸「蛋頭」這種充滿貶義（但自我例外）的污名化標籤，正說明他沒有正面回答核心問題：在民主社會中，我們能否僅憑假設性的危害或動機推測，就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

王文下了一個看似自制、其實荒謬的結論：「先說我的結論：我並不主張政府因他們的言論來法辦他們，因為就現行法令，他們並沒有違法，但聲援他們的言論自由，就是蛋頭學者，就是被心中那具言論自由稻草人綁架，看不清那最簡單的事實，那不是言論自由。」

這段話自相矛盾。既然王已經承認「現行法令」並不認定這些言論違法，那麼在民主社會裡，它們自然就是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換言之，他口頭上不願「主張政府法辦」，卻又要求社會在觀念上否認它們屬於言論自由，並以「蛋頭學者」、「稻草人」等蔑稱來攻擊任何聲援者。

更嚴重的是，他所謂的「那不是言論自由」，其實偷渡了一個危險前提：誰來界定「什麼才算言論自由」？在自由社會裡，標準不是靠某一位學者的主觀判斷，而是以憲法、法律以及制度化的司法判準為依據。王卻把這套制度性保障拋到一旁，僅憑個人政治立場就要劃界，等於將「言論自由」重新定義為「我認同的才算」。這不是守護民主，而是顛覆民主。

它為「輿論獵巫/封殺」讚聲，卻拒絕承認自己支持審查；它表面上尊重法律，實際上卻在法律之外另立一套價值標準。若這種邏輯成立，任何不合意的聲音都可能被說成「不是言論自由」，只等社會共識被行政權力或多數暴政操控，就能將異議者排除於公共討論之外。這樣的論述，與言論自由精神背道而馳。

言論自由的價值，不在於保護我們喜歡或認同的聲音，而在於保障那些我們強烈不喜歡的聲音。如果只保護「我們願意聽的聲音」，那就不是言論自由，而是權力的任性。王盈勛邏輯的險惡之處，在於：他先打倒自己炮製的「百分百言論自由」稻草人，並且據此證成「武統言論」、「中共代理人的言論」百分百不在言論自由保護之列。這種邏輯推演實際卻是偷天換日。他不敢明白說「那不屬於言論自由」，卻用模糊語句推進同樣的效果，例如：「至於中配，她也不過被強制出境而已。」這種措辭，將一個嚴重涉及人權與法治程序正義的事件，縮減為「不過而已」，正好暴露他所謂「外部性」論述的真面目——不是在捍衛社會公共利益，而是為輿論獵巫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