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與領袖的幻覺──黃國昌的「走讀」政治與人格困境

在八月三十日的台北街頭，民眾黨一場名為「走讀」的活動，演變成八名警員掛彩的對峙現場。護欄被跨越、推擠與叫喊迴盪於中正紀念堂捷運站出口，人群與警察形成臨時的戰線。官方的用語冷峻：妨害公務罪、強制罪、違反集會遊行法。警方發新聞稿、內政部強調慰問與譴責，彷彿將所有事件的意義壓縮成一份「執法的必要」。

然而，我們不能只把這場衝突當作「群眾失控」的孤立現象。它既是台灣民主運動三十年來的鏡像變形，也是黃國昌這個人物長期的矛盾人格，在公共舞台上徹底攤開的場景。

「走讀」原本是一個文化行動的詞彙。它帶有學習的意味：透過走路，進入城市的歷史縫隙。然而，在黃國昌的操作下，「走讀」成了群眾政治的符號。他把原本應該安靜的閱讀姿態，轉化成動員與聲量的聚合。

這不是第一次。黃國昌的政治風格一向強調「直接衝撞」：用集會取代辯論，用聲嘶力竭取代細膩的政策書寫。問題不在於群眾行動本身，因為社會運動本來就需要街頭的力量去撐開體制縫隙；而在於他將行動設計為「衝突即結果」的邏輯。

群眾在現場，卻沒有被引導去思考司法正義的結構議題。他們被引導去跨越護欄、去與警察角力。最終留下的，是影像、是受傷的警員、是媒體上的標題。黃國昌善於製造這些「結果」：它們是短時間能換取新聞流量的貨幣，但卻沒有真正延伸為社會的長期討論。

人格心理學告訴我們，領袖往往是群眾的投射場。他必須同時表演力量與受害，既像鬥士又像烈士。黃國昌特別擅長這種二重奏。

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他的身影是憤怒知識分子的化身。語速快、音量大、眼神逼人，他讓人覺得他不容妥協，彷彿他承擔了所有青年世代的委屈與怒火。這種表演模式後來並沒有轉化成「制度改革的耐心」。相反地，它逐漸凝固成「永遠在憤怒」的習慣。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攻擊性人格的固著」。黃國昌在政治舞台上，往往藉由製造敵人來確認自我。敵人是國民黨時，他就舉著憲政改革的旗幟；敵人是民進黨時，他又化身為揭弊鬥士；如今，他在民眾黨裡，把「反司法不公」當作新一輪的敵人召喚。但仔細想想，他的「敵人」總是比他的「方案」更清晰。

這種人格傾向，使他永遠需要「戰場」來生存。沒有戰場，他就失去存在感。於是每一場行動，都被設計成潛在的衝突場景。群眾不只是參加者，更是他人格舞台的延伸工具。

群眾為何願意跟隨？這就必須談到「民主幻覺」的問題。當代政治學者指出，群眾運動容易陷入一種矛盾：他們以為自己正在「對抗國家機器」，但實際上只是被領袖引導去重演同一套「衝突影像」。

這次的事件就展現了這種幻覺。參加者以為自己正在「找回司法正義」，但事後留下的新聞卻是「八名警員受傷」。司法體制的沉痾依舊沒有被揭露，檢察體系的政治依附、法院判決的階級偏見，都沒有被放到群眾眼前去辯論。真正被討論的，只有警方的受傷與群眾的暴力。

民主社會必須允許抗議，但抗議不應淪為影像的再製。當「走讀」變成「推擠」，當「司法正義」被簡化成「跨越護欄」，群眾實際上失去了對公共議題的主導權。他們被引導去完成的是－－領袖的表演，而不是社會的辯論。

人格分析必須放回他長期的軌跡去理解。黃國昌的人格矛盾主要有三層：

第一，他在道德上呈現「潔癖式的自我定位」。他不斷宣稱自己是清廉、反貪腐的代表，將自我塑造成無懈可擊的正義化身。這讓他在輿論上占盡先機，但也使他難以容忍妥協與制度內的緩慢改革。對他而言，灰色地帶幾乎不存在。

第二，他在情感表達上具有「高強度的攻擊性」。他的演講、辯論與記者會幾乎都以憤怒作為主色調。這種強度在短時間內能激勵群眾，卻容易讓人心疲乏，甚至使同僚難以長期合作。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政黨合作裡，常常顯得格格不入。

第三，他在權力結構上的選擇，呈現「矛盾的依附」。他一方面強調自己是反體制者，另一方面卻又願意依附柯文哲的民眾黨。這種選擇本身，說明他需要一個舞台，但卻不願意自己建構舞台。他要的是現成的組織來容納他，而不是自己慢慢經營基層。

這三層矛盾疊加，使他的人格狀態始終處於自我神聖化與現實依附的拉扯。他既要當救世主，又要依賴既有政黨的資源；既要扮演孤勇者，又要確保自己站在媒體鎂光燈下。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場事件的政治後果？短期而言，黃國昌確實達到了「被看見」的目的。媒體大幅報導、群眾感覺自己參與了一場「抵抗」。然而長期來看，這種策略只會進一步削弱民眾黨作為政黨的公共性格。

因為一個政黨若要長久，必須提出制度改革的藍圖，必須能在國會與地方治理中提出具體方案。但黃國昌卻一次次將政黨的能量導向「衝突表演」。這種消耗，會讓政黨逐漸失去政策討論的能力，只剩下街頭的激情。

更嚴重的是，這種策略會讓社會大眾逐漸把「抗議」視為「不負責任的表演」。當抗議失去議題內涵，國家機器就更容易用「維持秩序」的名義去壓制任何街頭行動。最後受害的不是黃國昌，而是整個台灣社會運動的空間。

台灣民主發展至今，已經過了需要「英雄式領袖」的年代。我們需要的是能組織多元對話、能提出長期方案的公共知識分子型政治人物。然而，黃國昌仍停留在「革命浪漫」的想像裡。他相信自己能透過憤怒與對峙去改變世界，卻忽略了制度改革需要日復一日的妥協與耐心。

在這個意義上，他其實仍然活在太陽花運動的陰影中。他沒有真正走出那個時代，而是反覆複製那場激情。他把「憤怒」當成政治資本，但卻沒有意識到，社會早已渴望從憤怒走向建設。

黃國昌的「走讀」最終留下的，不是司法正義的辯論，而是八名受傷的警員。這就是群眾幻覺的代價：當領袖把衝突設計為目的，群眾便成為舞台的道具。

人格心理學告訴我們，強烈的攻擊性若沒有轉化出口，最終會反噬自身。對黃國昌而言，他的政治人格正面臨這樣的危機。他需要敵人才能存在，但若整個社會厭倦了這種敵我劃分，他可能會失去舞台。

台灣民主的未來，需要的不再是單一領袖的憤怒，而是群眾自己學會辨認幻覺，拒絕被情緒牽引去做沒有出口的對抗。當群眾能夠要求領袖拿出方案，而不是只帶來衝突，那才是真正的民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