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傑客／國際關係博士、前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先前在天津落幕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有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印度等二十國領袖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藉此機會釋放訊號：在美國總統川普的高關稅與「交易式外交」引發全球不安之際，北京願意扮演「可預期的合作夥伴」與「替代性領導中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值此川普在經貿及俄烏戰爭等議題施壓印度，美印關係緊繃之際，印度總理莫迪七年來首次訪中，使得中印關係在緊張邊境衝突之後出現和緩跡象。對北京而言，這是修補與美國重要夥伴關係的外交突破；對新德里而言，則是平衡中美關係、維持戰略自主的重要動作。
從「反霸權」到「軟性平衡」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於2001年，最初由中國、俄羅斯及中亞四國組成，主要任務是應對邊境安全與跨境恐怖主義威脅。然而，隨著國際局勢變化，SCO逐漸擴展為涵蓋安全、經濟與政治合作的多邊平台，成員數量增至十個，並吸納觀察員與對話夥伴，地理範圍從中亞延伸至中東、南亞乃至歐亞交界。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家面對強權時往往有兩種選擇：追隨（bandwagoning）或平衡（balancing）。此次峰會的氛圍明顯帶有「集體平衡」的色彩，但更多屬於外交場合上的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透過多邊會議、經貿合作和制度性平台，企圖降低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而不涉及直接軍事對抗
軟性平衡的效果有限
但我們要問，上合會（SCO）在「反對霸權」的宏觀敘事下吸引多國領袖同台，氣勢有餘，但實際制衡效果有多少？稍稍思考就可知道，上合會許多成員國在政治立場上雖對美國有保留，卻不願承擔直接對抗的成本，而是藉由平台爭取經濟資源、政治背書與國際曝光。這種「搭便車」現象，使得SCO在政治意義上的聲量往往大於其實際政策影響力。
印度是最明顯的例子。此次天津峰會，莫迪是自2018年青島峰會後首次訪中，並與習近平進行雙邊會談，雙方在經貿與人員交流上釋出善意。然而，莫迪刻意不出席北京的軍事閱兵，其目的至為明顯，就是避免與美國及四方安全對話（Quad）成員--日本、澳洲的安全合作出現裂痕。印度雖在SCO內積極推進能源合作，例如與哈薩克、烏茲別克簽署長期石油與天然氣供應協議，並推動連接孟加拉灣與中亞的多式聯運走廊，但其國防與高科技領域仍深度依賴與美、日的合作，尤其在半導體、太空與軍備現代化上更傾向西方技術與投資。這種一手與SCO國家做生意、一手維持與美國的安全合作，是典型的兩手策略。
另以土耳其為例，土國是SCO的對話夥伴國，但它是北約的重要成員。安卡拉與莫斯科雖然在能源、軍售（如S-400防空系統）上合作密切，與北京也有基礎建設與貿易往來；但回到敘利亞、烏克蘭等重大安全議題上，土國依然維持與美國的戰略協調。2022–2024年間，土耳其對中國出口額增長逾40%，但在國防採購上仍以北約標準為主，顯示SCO尚無法影響土國的核心安全政策。
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則是近年加入SCO對話夥伴的代表。沙國看重的是利用SCO與中國、俄羅斯在能源市場的協作空間，尤其是在「OPEC+」框架下穩定油價，以及推動沙特「2030願景」所需的基礎建設投資。然而，沙國的安全保障仍以美國為主，美方在紅海、波斯灣的軍事部署更是其安全基礎。埃及則希望透過SCO爭取在基建、糧食安全與武器供應上的合作，尤其是俄羅斯小麥進口與中國港口投資，但它在蘇伊士運河安全與反恐合作上，仍高度依賴美國與歐洲。
中亞國家如哈薩克、烏茲別克，則更是「平台資源受益者」的典型。它們透過SCO獲取中國「一帶一路」資金支持，包括跨境鐵路、石油管道與工業園區項目。例如，哈薩克境內的中哈原油管道輸送能力已達到每年2000萬噸，中國在當地的直接投資額突破100億美元。但這些國家卻同時積極與美國、歐盟、日本建立能源與安全合作，其避免在經濟上過度依賴單一大國的目的甚明。而哈薩克在2024年與歐盟簽署關鍵礦產供應協議，烏茲別克則與美國合作加強邊境管控與反恐訓練，顯示它們在安全議題上更是企圖保持多元選項。
伊朗雖在2023年正式成為SCO成員，看似立場親中、親俄，但其主要動機是突破美國制裁、爭取在國際場合的政治合法性。德黑蘭雖與北京簽署25年全面合作協議，也接受俄羅斯軍事技術援助，但在中東地緣政治中，它依舊需要彈性應對阿拉伯鄰國與土耳其等區域對手的壓力，不可能在所有議題上與中俄完全同步。
綜觀上述案例，SCO內部成員與夥伴的共同點在於：
- 利用平台擴展經濟與外交空間——爭取貿易、能源、基建投資與政治支持。
- 避免在安全議題上與美國徹底對立，保留與西方的戰略合作空間。
- 維持多重結盟，在不同議題保持政策彈性，可與不同大國合作，防止被單一陣營綁死。
這些策略雖有助於各國在國際博弈中爭取利益，但也凸顯SCO作為「軟性平衡」平台的局限，相關成員不願為集體行動承擔風險，聯盟凝聚力自然有限。
中國的戰略操作與內部限制
在此背景下，中國試圖將SCO與金磚國家（BRICS）等平台結合，推動多極化秩序，並透過經濟誘因（如提出成立SCO開發銀行、加碼基礎建設投資）吸引成員依賴。這不僅是經濟合作，更是政治訊號：美國的制裁與外交孤立政策，未必能真正孤立受制裁國家，因為北京能提供替代性支持。
然而，SCO雖在抗衡美國的宏觀敘事上有若干共識，其內部差異卻顯著削弱組織的凝聚力。譬如，中印邊界爭議、印巴衝突、以及伊朗與其他中東國家的利益糾葛，都是難以短期化解的結構性矛盾。在對外行為上，多數成員選擇多重結盟策略，以保留外交政策彈性。前述莫迪雖與習近平會晤，但刻意不參加北京的軍事閱兵，正是此種戰略保留的具體例證：印度雖維持與中國的經貿互動，卻避免影響與華府的安全合作。
從聯盟理論看，這種「合作但不綁定」的模式，使SCO更接近鬆散的協調平台，而非高凝聚力、具集體防禦承諾的正式同盟。成員隨時可依情勢變化調整立場，甚至抽身而退，顯示這個「抗美聯盟」在先天結構上存在不足。欠缺軍事結合的支撐，又在政治上鬆散，使其在關鍵時刻難以形成有效行動，成功的機率自然有限。未來，SCO更可能長期維持這種鬆散合作狀態，宣示與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影響力，成為中國外交舞台上的固定表演場景，而非能在國際衝突中發揮集體作用的制度化聯盟。
國際權力平衡的啟示
SCO的發展軌跡反映當前國際秩序的一個核心特徵，多極化並不必然導致緊密的對抗陣營，而是出現重疊的多邊平台與議題導向合作。國家在不同議題上選擇不同夥伴，避免被單一陣營綁死，這種政策靈活度正是許多中型與新興國家維持自主的關鍵。
對中國而言，SCO是展示多邊領導力、削弱美國制度優勢的舞台；對俄羅斯與伊朗而言，這是對抗西方孤立的政治平台；對印度、土耳其等國，則是與美國談判時增加籌碼的外交工具。
然而，若成員國在高風險情境下仍選擇保留立場、各行其是，SCO就難以從象徵走向實質。只要其組織結構鬆散、缺乏制度化安全承諾與軍事結合，它在國際權力平衡中的影響力就難達到改變格局的決定性層級。
結論：SCO抗美聯盟難有實質效果
對觀察者與政策制定者而言，衡量一個多邊組織的實力，不能僅依賴人口規模、經濟總量或領袖風光合照等表面指標。這些因素固然能反映潛在影響力，但真正的關鍵在於：在面臨高風險情境、必須承擔政治與經濟成本時，成員國是否願意採取一致且具體的行動。SCO雖具備廣泛的地理覆蓋與龐大的市場總量，但在涉及成員與美國、歐洲或其他大國關係的敏感議題上，許多國家傾向保留空間、採取審慎立場，導致集體行動力不足。這種結構性分歧，使其在制度層面難以形成高凝聚力與強制力的政策共識。
對美國而言，川普式的不可預測政策確實可能為中國創造外交動員的契機，使北京得以透過SCO聚合對美不滿的國家共同發聲。然而，若這種聚合僅停留在聲明與場合層面，而未能轉化為協調一致的政策與行動，SCO的影響力將主要限於象徵與宣示。只要其組織結構維持鬆散、缺乏制度化的安全與軍事承諾，它在國際權力平衡中的作用，便難以達到改變格局的決定性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