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公館圓環的爭議：一場未竟的歷史價值判斷

近來，台北市公館圓環的存廢問題，引發了市民的熱烈討論。這場爭議的核心在於，政府希望透過拆除圓環來改善交通動線，但同時，許多人認為圓環具有歷史意義與地標價值，不該輕易移除。這場討論彷彿是半個多世紀前，羅斯福路拓寬工程的現代縮影，涉及一場關於公共利益與私人權益的永恆辯論。

在1950年代中期，台北市長高玉樹任內拆除違建，將羅斯路拓寬至40米路。從贊成羅斯福路拓寬的角度來看，這項工程是時代的必然選擇。羅斯福路並非一次性建成。公館以北的路段，早在日治時期就已存在，是通往城南的「富田町街道」；而公館以南的路段，則是利用舊臺鐵新店線拆除後的空間興建而成，曾經是台北縣景美鎮（今台北市文山區）的中正路。

在1950年代中期，羅斯福路各段路幅不一，最窄處不到12公尺，沿線還有多達1,500戶違章建築，蓋在道路中心。當時台北市人口約有50萬人，卻有36,000多戶違章，在交通流量逐漸成長的背景下，道路拓寬與違建拆除成為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城市的必要之舉。

台北市長的高玉樹，在其回憶錄《玉樹臨風步步高》中，記錄了當時的困境與決心。高玉樹回憶說：「假如羅斯路當時不是拓寬為40米，而只是12米路，試想今天台北市的交通會是怎樣？」面對違建戶的抗爭，他感慨地說：「人不能只顧私利，要有前瞻的眼光呀！」

這項決策展現了政府對城市未來發展的遠見與魄力。它突破了交通的瓶頸，也提升了土地利用的效率，使周邊區域得以繁榮發展。如今羅斯福路已是台北市區通往景美、木柵以及中和的主要交通幹道，如果當時羅斯福路無法拓寬，勢必造成交通的嚴重壅塞，不僅影響市民通勤，也將嚴重阻礙商業活動與城市經濟的發展。

從公共利益的視角來看，這項工程為絕大多數市民帶來了巨大的便利與好處，從而證明了犧牲少數人權益以換取整體福祉的合理性。然而，這種論點也面臨一個嚴峻的挑戰，在一個缺乏民主程序與法治保障的年代，所謂的「必要之惡」是否能為政府的強勢行為背書？這也是從財產權保障最核心的質疑。

從反對者的視角來看，羅斯福路的拓寬過程是對人權與財產權的公然侵犯。在戒嚴體制下，當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名推動土地徵收，地主們的抗議顯得微不足道。高玉樹回憶錄中，更直接揭露了威權體制下的權力運作方式。

高玉樹的回憶錄記載，「違建戶聽說要拓寬馬路，違建要拆掉，情緒都非常激動，他們或包圍我的住處，或三、五天就糾眾到市府或各處抗議、請願、演講……，他們甚至推派代表，建議羅斯福路只要拓寬為12米路的雙向道。」情緒激動的抗議民眾甚至曾經扯破他的西裝。這段話生動地描繪了地主們試圖以捍衛一己的權益來表達訴求的無奈。

然而，政府的回應卻是強硬的。高玉樹在回憶錄中提到，有一天，蔣總統召見，他到達總統府時，發現衛戍司令黃珍吾、省政府警務處長陳仙洲也在場。蔣總統指示高玉樹加速執行羅斯福路拓寬工程，如果碰到民眾抗爭可以找軍警單位協助。這段話毫不掩飾地揭露了當時國家權力是如何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

在一個星期之後，兩個軍警單位召開聯合記者會，說明將拆除羅斯福路違建戶的理由；又過一個星期，所有違建戶全部拆除。高玉樹回憶道：「所有違建戶全部安置在通化街，分配土地與房屋，而羅斯福路也得以拓寬完成，這是台北市現代化建設的一件大事。」

從今日的觀點視之，這種以強權取代法治的治理方式，讓公共建設成為一場權力不對等的掠奪。即使最終換來交通順暢，它所留下的，是許多家庭破碎的記憶與對政府的不信任。

羅斯福路的拓寬工程，是台灣經濟起飛與城市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充滿矛盾的縮影。它成功地解決了城市交通問題，卻也以犧牲部分公民的權益為代價。這段歷史提醒我們，在推動公共建設時，必須謹慎權衡效率與正義、集體與個體、法治與人治。為了追求行政效率與城市發展，是否可以犧牲程序正義？集體利益的成就，是否能夠正當化對個體權益的侵害？

羅斯福路的拓寬故事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它將一個複雜的道德困境擺在我們面前。當我們今日享受著這條寬敞大道的便利時，也應當深思這份便利背後所隱藏的權力關係與價值衝突。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半個多世紀後，當我們討論公館圓環的存廢時，依然會有如此激烈的爭辯。

這兩場相隔四分之三世紀的抗爭都涉及同一個根本問題：在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該如何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權益，並確保每一個聲音都能被聽見？最終如何在這條十字路口上做出選擇，是一個需要我們每一代人去面對與判斷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