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芳銘／政治經濟觀察員
歷史再重演？美國聯準會（Fed）在政治壓力下，將走向「尼克森時代」？
上世紀的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為了順利爭取連任，不顧通膨猛升的現實，對時任聯準會主席伯恩斯（Arthur Burns）予以政治施壓，聯準會在干預下力推動量化寬鬆（QE）政策，以低利率刺激經濟成長，完成在選前營造經濟繁榮景象——「選舉行情」的政治交付任務。
當前的情勢同上述歷史背景類似。當年尼克森介入後，美國基金利率從9%急降至3%，並催生以「漂亮50」（Nifty Fifty）為代表的成長股盛市。「漂亮50」股市的榮景，與眼下科技巨頭市值的稱雄有異曲同工之處。
除了經濟議程外，川普更放眼明年舉行的國會期中選舉。換句話說，政治動機不只再次干擾聯準會，甚至正在主導美國的貨幣政策與經濟活動。
9月份，聯準會已開啟降息循環議程。這是川普上任後不斷施壓聯準會降息收致的初步成果。另外，近日來「壓低長期融資成本」的主張，更成為川普政策議程的一項優先任務。
川普首位提名的聯準會理事人選、「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倡議人米蘭（Stephen Miran）甫上任。他在任職前於國會聽證會上，援引鮮人為知的聯準會章程中的條款——「追求溫和的長期利率」。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也與米蘭相互唱和，呼籲聯準會應回歸落實「適度的長期利率」的「法定使命」。
在傳統的認知上，聯準會只有「物價穩定」和「最大化就業」兩大使命，並認為長期利率多由市場力量決定。如今，米蘭與貝森特挖掘出「隱而不彰」的「第三使命」，將「溫和的長期利率」推向貨幣政策核心，為聯準會干預長期債券市場提供合法性的明確法源，也釋出美國貨幣政策或將重大轉向的訊息。這個改變可能顛覆華爾街數十年來奉行的投資規則。
全球正開啟大財政時代的序幕，主要國家的政府債務和赤字猛烈膨脹不止，導致全球長期債券殖利率飆升，各國政府對為滿足財政支出融資成本無序的上漲亦是難以消受。當前全球主權債市均壓力山大，英國、法國及日本的長債殖利率紛紛創下數十年的新高，美國30年期債券殖利率也一度測試5%的心理關卡。在政府干預下，貨幣政策將走向降息周期及「追求溫和的長期利率」。
像上世紀的「尼克森時代」正在捲土重來，政治壓力將步步迫使聯準會轉向，以阻止政府及民間融資成本失控。這些操作工具包括：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量化寬鬆或是殖利率曲線控制（YCC）。
首先，扭曲操作是透過賣出短債並轉換買入長債，從而降低長債利率，藉此激勵放貸市場刺激經濟成長。其次，YCC即是人為壓低債券殖利率，助漲債券價格的上漲。再者，YCC本質上是債務貨幣化，走向量化寬鬆，即以「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印鈔票為政府以低利率融資開道，也將導致貨幣貶值。同時，在降息的循環下也將利好於債券價格。這些方法將在聯準會與財政部接下來的議程安排中上路。
不幸的是，尼克森時代的劇終是以悲劇收場的。政府干預後的1970至71年中期是寬鬆與繁榮的華爾滋，失控的通膨和市場崩盤的之後兩年是悲慘世界的大反撲。1973 年，尼克森解除價格管制，而此時美元大量流通、供需失衡的後果迅速顯現，並爆發第1次石油危機，物價暴漲。美國經濟隨即陷入罕見的「雙殺」局面，通膨率從3%飆升至12.8%，美股是近乎腰斬的暴跌45%，失業率也持續上升，形成典型的滯脹格局。
伯恩斯對政治干預的妥協，為後來的「大通膨」埋下引線。到 1970 年代末，物價完全失控。1980 年，通貨膨脹飆升超過 13% ，失業率飆升，引發「大滯脹」危機，直到 1979 年後保羅·伏克爾（Paul Volcker）大幅升息才得以解決。
由此而來史上著名的「尼克森衝擊」（Nixon shock）即是教訓。關閉「黃金窗口」（gold window），造成美元與黃金可兌換的脫鉤，從而導致美元的金本位制——固定匯率制的實質性崩潰，1944 年建立的布列敦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被繼而代之的浮動匯率所取代。
事實上，聯準會曾在二戰期間和戰後干預長期利率、1960年代初期的扭曲操作，以及全球金融海嘯和新冠疫情期間的量化寬鬆政策來壓低長期殖利率率。但這些案例主要都發生在戰時或經濟大蕭條時期。尚且，歷史經驗指出，對市場干預將帶來通膨風險，當通膨率高於目標水準時，試圖壓低長期利率可能會適得其反，通常都是大災難的得不償失。
川普的劇本已經寫好，但巨大的遠期風險可能充滿。看得見的手正在演繹一場由政府主導的資產與選舉算計的狂歡派對，除衝擊聯準會的獨立性之外，美國貨幣政策的重大轉向，全球的經濟面貌將不是自然美，人工整型的美恐將未來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