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AI異化世界的來臨──我對未來世局的看法（10之3）

未來世界，人類缺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文。沒有人文，人類將被推回野蠻時代。

我把AI視為透過數位科技所建構的「物體系」來經營「人類智能上帝化」的妄想，但卻「異化」為「AI拜物教」。最終，並且在「加速」（acceleration）形態下不久的將來，想像的慾望將「異化」為失控的宰制，機械演算取代人類思考，AI形成「超現實」的新控制時代，我稱為「後數位時代」：一個以AI為主導的「新荒原世界」，一個靈光（aura）消失的年代。

在「後數位時代」，內心已被演算法管控，被關進「數位牢籠」（digital Cage）之中；人類不再懷抱熱情與創新，而是順從和自閉。

起初，演算法被貌似中立的「邏輯運算程序」一詞所定義，但隨著「靈魂管控」機制的擴大，演算法已經變成一種「微型意識形態機器」，演化為一種『權力的語法』與『意識形態的中介』。

法國哲學家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機器》一書中就指出，國家除了透過壓迫性國家機器（如軍隊、警察）維繫統治，還依賴一套更隱蔽的「意識形態機器」──學校、家庭、宗教、媒體等──使個人「內化」（internalize）外部的統治邏輯，成為「自願服從的主體」。如今，更隱蔽的工具已讓位於演算法。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指出，意識形態最危險的形式不是強迫，而是自願；科技公司透過平台治理、數據收集、演算法編碼與語境控制，使意識形態變得看不見但全然在場。

於是，自由蛻變為「被預設的自由」（pre-configured freedom），一種認知幻象和主客錯置，是一種在程式語法上被預先框定、被模型化的有限選擇。在演算法規則之下，使用者只能在系統預設的參數範圍內進行「誤以為自由」的選擇，而非從根本上創造選擇、質疑規則或逃逸框架。

「演算法美學」寄託「美學」之名，使人誤以為只要能生成得夠快、夠多、夠像，就是美感和創意。實際上，演算法美學將「創造力」（creativity）轉化為統計模型與偏好數據的映射結果，以統計代替真正的美學。在此意義上，演算法美學並非拓展感知，而是壓縮想像、管理感官、編碼創意。

在Kyle Chayka的《扁平時代》（Filter World：How Algorithms Flattened Culture）一書中指出，在「平庸最有利可圖」的驅使之下，人類的品味開始下降；「平庸」成為獲得最受推薦的大眾品牌，或者說，大眾品牌意味著最大限度的平庸。因為，演算法只計算數量，不會顧及品質，因為「品質」很主觀，如果沒有人類審美經驗的判斷，演算法只是在一堆「資訊垃圾山」之中進行挑選，並以空降的形式向你投放。

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認為，「品味」是一種感知中的裂縫與曖昧地帶，它允許模糊、矛盾、曖昧與混合，但難以「被塑造」。然而，演算法塑造品味，特別是迎合主流、對比明顯、已知偏好的輸出，壓縮創造性與差異性所散發的品味。在此意義下，使用者只是垃圾資訊的「受餵者」（the fed），舒適又不傷腦筋！

「數位牢籠」是由科技公司所打造和經營的隱形監獄。這個類似於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l Foucault）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概念，一個跨國資本集團所構建的「超現代剝削系統」。以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觀點來說，「數位牢籠」不是透過強制灌輸，而是透過愉悅機制、回饋系統與推薦邏輯，使你甘願接受宰制。它不鼓勵懷疑與批判，而是當下立即接受。

依據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超真實」（hyperreality）的觀點，超真實屬於「擬真」（simulation）的第三種形式，也就是虛擬對真實的直接取代。換言之，AI將成為一種能無限模擬人類意識與語言的擬像機器，卻無任何真實內容。布希亞說過：「我們活在資訊越來越多，意義越來越少的世界」（We live in a world where there is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and less and less meaning.）

所謂「自我外包」是指不做決定，不願承擔自己負責的壓力、風險與責任。人們將原本屬於內在、自主、私人或主體性的活動或決策，委託給外部的技術系統、平台或演算法來處理，成為「非責任主體」。

我們不再記憶和懷想，只會「查閱」（search）和「點擊」（hit），把記憶交給Google、手機或雲端。我們使用格式化的圖案傳達（Line的貼圖），一個圖案取代了人類千萬種真實情感的內涵。我們透過外部工具（算命App、Replika、AI 諮詢）來理解自己，而非沉思與內省；我們只是「選擇他人的二手選擇」，只是點擊再點擊。

在虛擬取代真實之後，自我變成一種可以被演算法接管的技術流程，一種韓炳哲（Byung-Chul Han）意義下的「透明控制」與「積極強迫」（positivity-driven coercion），自我成為商品分類資料庫的一個編號或代碼，於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意義下的「在世存在（Dasein）的「存在」不再「在世」，齊克果（Søren A. Kierkegaard）的「絕望自我」開始形成並加劇，這就是「人類主體的幽靈化」。

祖博夫在她的《監控資本主義》（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AI並非數位運算的邏輯工具，而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下的監控系統，一種「工具主義權力」（Instrumentarian Power）。祖博夫把「演算法治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視為資本積累（ capital accumulation）的手段，不透明的、不可審查、難以追責、不需說服、不需暴力，卻能透過數據與介面控制人心與行為的權力。這種權力是隱蔽的、溫柔的，因而對公民社會具有更大的腐蝕性。

在今日後數位時代，回到早期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有論，依然具有「再啟蒙」的意義。海德格提出「讓存在自身展現」（Gelassenheit 或 Sein-lassen）。

人類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表達，不應存在於技術性與操作性的關係之中，而是「如其所是」地呈現，一種「去技術化/去數位同質化」的倫理實踐。

德語中，Gelassenheit一詞是指釋放、靜置、開放，Sein-lassen則指「讓存在顯示自身」。作為一種對「存有」（Being）召喚，海德格教導我們不要把生生不息的河流看成發電廠，不要把茂密的森林看成伐木工廠，不要把自由的人類變成數據生產/消費者，更不要把自我當成「演算人格」。對存在的謙卑與尊重，是向存有回歸的必經之路。

源自日本、承繼禪宗思想的「侘寂」（Wabi-Sabi）美學，既是一場審美戰爭，更是一種生命態度的堅持，它保持與AI美學「非共存」的立場，應被未來和平主義所寄託。

AI美學強調可預測性、高點擊率、完美構圖、色彩標準化與立即滿足；侘寂美學則擁抱殘缺、模糊、不對稱、暫存性；它不依賴科技，但主張時間的沉澱與直觀。一如李歐納‧科恩（Leonard Cohen）一位信仰侘寂美學的加拿大詩人、小說家與音樂家，曾有一句出自他的專輯《The Future》的名言：「每件事物都有裂縫，那就是光進來的地方」（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 is how the light gets in）。

AI系統日益滲透至高風險社會系統與關鍵性基礎設施，如電網、醫療、自駕車、武器開發……等等，如何避免AI的失控，包括對目標的誤解或過度優化，是未來「AI對齊」運動（AI Alignment）的核心議題。

例如指標人物艾列澤‧尤考斯基（Eliezer Yudkowsky），保羅‧克里斯蒂亞諾（Paul Christiano），斯圖爾特‧羅素（Stuart Russell）等人，致力於如何讓AI模型學會「內化」人類價值與偏好的「技術研究」與「價值建模」，模擬AI可能的錯誤行為並測試其行為邏輯的「風險分析」。當前「AI對齊」的主流趨勢是推動「基於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RLHF）以及規範AI自我訓練和自我評估的「憲法AI」（Constitutional AI）。推動這項工作的機構包括Alignment Research Center（ARC）、MIRI（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但截至目前，這些方法仍無法完全解決深層次的風險，例如模型在非預期情境下的行為泛化、目標扭曲、或策略性操控監管機制等等。

未來世紀，必須轉向「人道AI」（Humane AI）的發展，從倫理、技術與制度三個軸面進行「AI整治」（AI governance）。這其中的關鍵議題包括：AI 系統應當成為人類的工具，還是合乎倫理的行動者？人類的價值是否能被形式化、可計算？技術是否中立？權力如何分布於演算法之中？

最後，實現民主AI的終極關懷。AI不應僅僅由菁英工程團隊與企業主導，而應納入使用者、勞工、公民社群，甚至原住民族與弱勢族群的經驗與意見，實現「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與「價值共構」（value co-creation）。面對「AI異化世界」的來臨，人們應該自覺的對抗偏見而非默許演算法效益化，強化制度而非只依賴開發者良心，培養民主素質而非交出控制權。這不僅關乎 AI能否傷害我們，更關乎AI是否增進人類共同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