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南專欄：從《澎湖海戰》到鍾台文　中共操作著歷史敘事統戰

2025年10月底，中共官媒密集釋出署名「鍾台文」的系列長文，其中至少包括《台灣問題的由來和性質》（刊於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客戶端）。多家港澳與台灣媒體報導指出，北京在同一時段以「鍾台文」名義連續發表三篇評論，分別為《台灣問題的由來和性質》、《兩岸關係發展與統一利好》與《祖國必然統一勢不可擋》。

熟悉兩岸政治語境者早已知道，「鍾台文」並非個人，而是中共對台宣傳系統的筆名化身——象徵中央統戰口徑的最新定錨。這些文章共同構成一條看似簡潔、實則政治算計精密的敘事鏈：歷史決定法理，法理構成現實，統一成為命運必然。

在這套敘事中，歷史不再是理解過去的途徑，而被有目的地裁剪、包裝、販售為政治商品。台灣議題被簡化為「民族復興未完成的拼圖」，而中共則以「歷史正義」的話術，為其統一論述注入神聖性。

這並非單純的宣傳文案，而是一場結構嚴密的「記憶治理」工程。中共試圖透過壟斷歷史語言，取代民主討論與制度對話，把歷史變成統戰工具，並將集體記憶收編為「官方唯一版本」。歷史，不再屬於學術與人民，而成為國家敘事的戰場。

幾乎在鍾台文長文發布的同一時間，中國電影《澎湖海戰》於10月25日——中共設定的「台灣光復節」——正式釋出預告片。影片描寫1683年清將施琅率福建水師攻下澎湖、迫降明鄭政權的過程，並以「統一台灣，勢不可擋」作為宣傳主軸。

這樣的口號幾乎無需解碼。它將十七世紀滿清對前朝勢力的征伐，直接嵌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宣傳中。歷史被重新武裝為現代政治的工具，而電影成了影像戰線上的武器。

《澎湖海戰》並非中立的歷史片，而是一部披著歷史外衣的文化戰爭作品。然而，它的歷史基礎本身就存在混亂與誤讀。1683年的施琅之戰，確實以清軍勝利、鄭克塽降清作結；但這場戰爭的本質，是滿清為消滅前朝政權、鞏固帝國統治而發動的軍事行動，其性質與今日所謂「民族統一」概念並不相同。

史料顯示，清廷早期對台態度猶疑，甚至有官員主張「棄台」；同時，施琅也曾建議清廷「可考慮將台灣歸還荷蘭以換取和平」，惟此提議最終並未被採納。

當年的「統一」，實際上是皇權秩序的擴張，而非「祖國認同」的完成。若將此事件包裝為「民族復興的里程碑」，便屬歷史語意的錯置與政治移植。

這種歷史敘事的拼貼，實際上是一場歷史降維打擊：將殖民、原住民、遷徙社會的多重層次抹平，濃縮為一場帝王視角的榮耀敘事。歷史被重新剪輯成權力的史詩，而人民的苦難則從畫面中被刪除。

正如劉遠舉在〈評價《澎湖海戰》，關鍵在於人民史觀〉一文中所指出，如今中國網路充斥著「帝王粉」文化：一種對秦皇漢武、康熙雍正的崇拜與對強人統治的迷戀。他們歌頌鐵血手腕、開疆拓土，卻對歷史背後的屠戮與民怨視而不見。這是一種思想上的辮子——身體已現代化，思想仍封建化。

《澎湖海戰》正是這樣的「帝王敘事」的視覺延伸。它將政治操作轉化為歷史懷舊，讓觀眾在視覺奇觀中產生「祖國偉大」的幻覺，忽略真實歷史的多義與暴力。這不僅是歷史的娛樂化，更是政治情感的植入工程。

與此相對，「人民史觀」提醒我們：歷史的主角從來不是帝王，而是那些被征服、被流放、被遺忘的普通人。1683年的澎湖戰役，對清廷是政治棋局，對沿海漁民、移民與原住民族而言，卻是戰火、饑荒與離散的開始。若歷史只能講勝利者的故事，人民便只能永遠當背景。

鍾台文的筆桿與《澎湖海戰》的攝影機，共同構築了一種雙軌式歷史統戰：一方面塑造文字上的歷史正當性，另一方面製造影像中的情感共鳴。這樣的策略，其實是一種敘事上的分進合擊——文字建構「歷史必然」，影像形塑「情感認同」。

這樣的敘事不談民主、不提民意、不面對制度矛盾，而是訴諸「民族宿命」與「歷史命定」。凡與之不符者，便被貼上「歷史虛無主義」的標籤，以正義之名壓制異見、掩蓋多元。

中國網路上亦曾出現諷刺聲浪：有豆瓣網友留言「既然拍施琅征台，那也可以拍吳三桂引清兵入關，當作民族英雄啊！」、「這片不是歷史再現，而是歷史再販。」知乎上更有評論說：「這片建議一邊看一邊罵。」但這些批評多已遭刪除或降權，留下的僅是單一的「統一正能量」。

在這裡，歷史不是記憶，而是話術；不是反省，而是工具。當歷史被壟斷與扭曲，它不再解釋過去，而是操控現在、規訓未來。

台灣今日所面對的，不只是軍事威懾與經濟壓力，更是歷史敘事的戰場。這場戰爭沒有硝煙，卻滲入教育、影視、節慶與課綱，無聲無息地重塑人們對自身歷史的想像與認同。

破解這場「敘事攻勢」的關鍵，不在於反駁特定影片或筆名，而在於重建屬於人民的歷史記憶。唯有承認多元、面對複雜、包容矛盾的歷史觀，才能拒絕帝王敘事的霸權幻覺，也拒絕被單一論述綁架我們的未來。

歷史從來不該是統一的理由，而是多樣性的證明；唯有能說出自己故事的人民，才能真正保衛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