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昌說，他揭弊從不收受任何好處。黃國昌這些年來是不是在「揭弊」？恐怕是言人人殊；但即使是所謂的「不收受任何好處」，也得重新定義清楚。法律上的「好處」，從不只是一布袋的現金或銀行帳戶結餘多一個零而已，而是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型式包裝出現。例如像黃國昌的政治盟友前立委徐永明收賄案，其中的賄款200萬元根本沒進到徐本人的口袋，而是期約欲匯入時代力量的政治獻金專戶，徐就因此被判刑7年4個月。身為法學博士的黃國昌少來明白人裝糊塗答非所問。
不同於一般公務員，立委收賄很難定罪，關鍵在於立院是合議制，性質與一般公務機關行使職務有極大不同，很難找到直接的對價。別說立委收錢代辦一場公聽會與最後的法案形成能有多少因果關係，即便立委在議場發言，推動（或力阻）某個法案法條的通過，若無法從行賄者交付金錢時間點、金額比例，以及任務交付，有極為明確的因果勾稽，都很難說服法官將收錢的立委定罪。10幾20年前的牙醫師公會行賄案以及中藥商全國聯合會行賄案，都曾經有近10名立委涉案遭起訴，但最後多以類似的理由被判無罪或輕刑定讞。
不過，這種狀況在前年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的最新裁定出爐後已經不同。此案源於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於擔任立委時，收受廠商6300萬元，並為該公司向經濟部及中鋼公司關說施壓。當時最高檢特偵組採以「違背職務行為收賄」等罪起訴林益世，然一審時法官採「法定職權說」，認定林益世不成立貪污，僅以公務員假借職務權力機會犯恐嚇取財罪判刑。二審高等法院卻採「實質影響力說」，認為林益世利用立委的權力恐嚇中鋼、中聯公司，而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行為收賄罪」重判12年。不同審級的法院看法截然不同，此案於是送至大法庭統一見解。
大法庭於112年3月2日做出裁定，認為民意代表的「職務上行為」並不以法令規定的事項為限，其他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之行為」亦應屬之。其主文內容如下：「民意代表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係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之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之行為或消極不為行為，如形式上又具公務活動之性質者，即與其職務具有密切關連，該當於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職務受賄罪之職務上之行為。」
換句話說，不同於以往司法對於民意代表涉貪採取的「法定職權說」，而是採認了「實質影響力說」。大法庭認為，只要民代有拿了不該拿的錢（非合法的政治獻金），並據此向公務員關說、請託或施壓，包括公開的拜會、議場內的協商、電話的關切、出具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等都可能構成「職務上行為」。其他本屬立委職權的質詢、提案更不待言。
回到黃國昌的個案，根據《鏡週刊》的報導，傳言為黃國昌狗仔隊支付薪水的凱思國際，今年年中收到成衣大廠臺雅集團已故老董沈裕雄之子沈淳浤的一筆200萬元注資。但就這麼剛好，今年6月18日黃國昌在質詢法務部長鄭銘謙時自爆：「這個案子（沈裕雄遭詐騙案）我幫了多少忙？我只是沒有公開講。」如果就立委收錢辦事的貪瀆案構成要件來看，黃國昌有「辦事」是已經確定了，差別僅在於黃到底有沒有「收錢」？
對黃國昌而言，斷點就在凱思國際，所以他從頭到尾極力撇清他與凱思國際之間的關係；只是，這件事不由得黃國昌說了算：第一、凱思國際的登記負責人叫李麗娟，黃國昌認不認識知不知道李麗娟這個人？如果不認識不知道，那為何黃國昌老婆高翔的戶籍登記處屋主也叫「李麗娟」？為何黃國昌小姨子高翬掛名的公司會與李麗娟任職（教）的安親班（高氏私塾）同一個地點？第二、陳建平與黃安捷兩位大老闆曾各自注資1000萬給凱思國際，加上昨天週刊報導的沈淳浤也有200萬的注資，這些有錢人為什麼而捐？他們是賣誰的面子？檢調只要約談相關人等，應該都不難得到答案。第三、如果黃國昌跟凱思國際無涉，那為何由凱思國際支付薪水的狗仔隊要聽命於黃國昌？黃國昌指揮狗仔隊的截圖，不就證明黃與凱思國際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
《鏡週刊》與《鏡報》連載的黃國昌故事非常長，許多人被不斷冒出來的新名字搞昏頭，所以常常會被黃國昌避重就輕的回答給唬弄。但這故事的主軸其實很簡單，就是黃國昌到底有沒有透過凱思國際「收錢辦事」？如果當年徐永明只為時代力量募款都以收賄罪判刑，黃國昌靠金主養狗仔來打擊政敵的骯髒事能夠倖免嗎？在最高法院大法庭對於民代收賄明確採取「實質影響力說」之後，黃國昌應該知道自己的麻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