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履中／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看見中華民國副總統蕭美琴受邀在IPAC（跨國議會對中政策聯盟）會議期間，在歐盟議會大樓的場地發聲，讓台灣聲音進入歐洲政治核心，這確實是一項不容忽視的外交成果。蕭副總統沉著、有自信，清楚傳達台灣作為民主夥伴的立場與價值，這樣的堅定，的確展現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不畏強權的精神，也反映出民進黨政府長期深耕的價值外交方向。台灣社會對這樣的突破感到振奮，是自然的。
然而，冷靜觀察國際媒體的反應，我們會發現外界的解讀與國內情緒並不完全一致。許多國際媒體報導這個消息時，多半都提及這場發言並非歐洲議會的正式邀請，而中國的反應勢必強烈。換言之，世界在看台灣，或者說希望支持台灣的同時，也在觀望台灣是否懂得拿捏節奏。對全球而言，中美關係與台海局勢此刻最需要的是降溫，而非升溫；在這樣的情勢下，任何高調的動作，都必然伴隨風險。
這並不是在否定外交努力。相反地，正因為外交人員的專業能力與長期耕耘在地關係，才能讓演說成功登台。問題在於，這次外交突破背後的政策思維，是否如過去那樣有充分的規劃與承擔準備？這才是關鍵。
1995年，李登輝前總統訪問康乃爾，讓台灣站上了世界舞台，但也被認為是引發了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的關鍵。但若回顧當年決策過程，李前總統的選擇絕非突發奇想，甚至因為政權穩固，而根本不需要太多政治行銷的思考。當時的康乃爾之行是一場有層次、有節奏的外交布局：在訪美之前，李前總統先行出訪東南亞，鋪陳區域關係；同時，政府掌握了兩岸軍情變化，也深知美中關係可控範圍。當時台灣經濟實力相對強大，民主轉型成功，國際形象正面，對美國國會與政策圈的支持度極高。李前總統在做出「康乃爾之行」決定前，對國際政治、區域軍事、國內心理與可能後果，都有全盤考量。換言之，那是「帶著準備的突破」，而非為了「象徵性的展示」。
相較之下，今日的國際環境更加複雜。中美在戰略上雖然競爭，但雙方都在努力設立護欄，防止擦槍走火。歐洲在經歷烏俄戰爭的消耗後，更傾向於維持穩定。此時台灣似乎持續選擇以象徵性動作突顯「抗中的堅韌」，固然能贏得掌聲，但也可能讓國際社會把台灣再次標籤為「風險放大者」。這樣的定位，長期而言不見得有利於爭取實質支持。
我們可以為蕭副總統向國際傳遞台灣價值的論述演說鼓掌，為外交團隊的努力喝采，但仍要誠實地問：台灣此刻最需要的，是一場外交的榮光時刻，還是長遠的政策成果？外交從來不是表演，更不是政治宣傳的延伸。外交的本質，是在權力與現實的縫隙中，為國家創造空間、爭取利益、減少風險。台灣若只追求被看見，而沒有充分準備去承擔被看見的代價，這樣的高光終究短暫。
任何政府都渴望掌聲，但真正成熟的政治領導者，應該懂得在掌聲之外聽進逆耳之言。對當權者而言，逆耳的聲音往往不會被視為忠言，但忠言若都不逆耳，就不是真正的忠言。若執政團隊只願意聽見掌聲，把任何提醒都視為挑戰權威，最終流失的，不只是修正政策的機會，更會讓台灣在危機中流失自我調整的能力。
毫無疑問，我們要繼續支持外交人員，因為他們奉命行事、使命必達；但對政策方向的提醒，卻必須直白的傳達給決策者。外交的任務不該只是追求光榮感，而是確保台灣能在動盪世界中穩定前行。榮光固然動人，但唯有冷靜與務實同行，這份榮光才能真正照亮台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