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仕翰坦言，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期他僅15歲，是個只熱衷於打撞球和追求異性的少年，「當時我對選舉或戰爭沒有直接的感受，不太關心外在世界的事」。然而，外部世界的動盪，卻透過父母的竊竊私語或討論「股票跌了」，滲入他家庭生活。
多年後複製父親的無助與沉默
「青少年是很敏感的。即使我沒有直接看到戰爭，我也隱約感受到這些事情在影響我們家的氣氛。」這種不安感，也體現在他聽到「同學或鄰居說要移民，或突然搬家」的流言與行動中。
「我發現其實每個人的生命都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到對未來的一切看法和決定。」時隔多年，當他自己成為父親，並經歷了近年來台海情勢的再度緊張，他赫然發現，「我過去15歲時的茫然、對未來的不確定，與現在的我突然疊合在一起。」
「我以前不明白為什麼父親那時候脾氣容易發作，常常一個人坐在餐廳裡不說話。直到我拍第一部長片，遇到疫情資金被撤回，回到高雄坐在那組我10歲時父親買的原木餐桌旁，我突然發現我坐著的姿勢、角度，以及不想說話的狀態，就是我十幾歲時看到父親的樣子，他當時也因外在環境影響到他的事業，對前途感到茫然。」
父愛下的暴力與3個月的靜默和解
曹仕翰父親是建築師，不喜歡唸書的曹仕翰在青春期跟父親充滿了衝突，他見不得不公不義、又會跟父親頂嘴，與父親的回憶曾充滿暴力印記。「父親對我的體罰，抽皮帶打算是輕微的。」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衝突，是因他與父親爭執時頂嘴，父親氣憤到將放在一旁妹妹使用的嬰兒車抓起砸向他。「當下不覺得痛，但後來發現被砸的地方都瘀青了。」
父親脾氣失控後，兩人進入了長達3個月的沉默，曹仕翰每天都流連在外直到深夜才回家。「我會故意拖很晚回家，看到他就假裝沒看到。三個月後，母親告訴我，父親為那次失控很自責，對我3個月不說話也很難過，因為我們小時候感情很好，可是我也我知道，父親不可能跟我說對不起。」
曹仕翰說：「有一天晚上，我下課直接回家吃晚飯，把家人的飯都添好，叫爸爸『吃飯了』。」這句日常的呼喚，成為了父子之間解開那個心結、不需要言語的靜默和解。
未曾言明的肯定與生命盡頭的釋然
曹仕翰透露，父親從未給予他任何稱讚，「直到他離世之前都沒有。」即使他小時候畫畫獲得全校第一名，父親也只是以「不要太得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來回應。
從小讀書成績不好、喜歡美術這種以前認為「不能賺錢」的曹仕翰，走上拍電影這條路，父親也從未鬆口認同，直到罹患胃癌的父親離世前一個月才出現轉機。
曹仕翰表示，「當時他身體很虛弱，彷彿脫下了一種社會的武裝。」有天父親輕輕地對曹仕翰說：「人一生好像就是這樣，最後眼睛一閉、腿一蹬就結束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你想去做什麼就去做吧。』」曹仕翰認為這就是「父親想與我和解的方式。」
電影角色的投射
他將電影視為對過去家庭情感的重新梳理與修復，例如電影中孫淑媚溫柔的母親形象，他承認「我希望我媽可以很溫柔、包容我的一切。所以電影中的母親角色，是我的情感投射。」
而電影中有位女同學突然移民國外，也是曹仕翰的經歷。「我對男女感情較晚熟，當時還不確定那是什麼，只覺得這個人在我生命中有種重要性。有一天，她就消失了，完全沒有預兆。後來我透過她國中班上的同學，才知道她們全家移民了。」而這個角色也藏著他對妻子的告白，「所以我把那個女生取名『之敏』（他的妻子是演員潘之敏。）」曹仕翰說到這裡，突然害羞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