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專欄：中國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是社會動盪的前夜

11月26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自稱「老鼠人」的年輕一代正在改寫中國消費圖景》，文章稱，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選擇成為「老鼠人」（Rat People）。背後的社會原因是中國的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人表示，那條曾經被認為可以實現的人生道路——一份穩定的工作、讀研、買車、買房和穩步的生活方式升級——感覺越來越遙不可及。對一些人來說，退回到狹小的個人空間、降低期望，似乎是一種理性的、甚至是自我保護的反應。」自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我一直關注全球青年失業率與社會動盪的關係，機器人（AI）取代人工加劇了失業現象。如今，中國的青年失業率比2010年代更高，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失業率仍然高企，但美國今年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0.4以上，卻是新問題。

美媒報導中國「老鼠人」不是第一次，今年4月份彭博社曾報導過。所謂「老鼠人」，指代的是那些宅居在狹小房間、逃避社交、長時間躺在床上刷手機的年輕人，這類描繪很容易將年輕人源于社會因素的集體無出路帶入一場有關青年倦怠的表像討論中。

中國描繪年輕一代生存困境的詞經常更新，十多年前出現「蟻族」一詞，是指大學畢業後因為工資低、生活成本高而不得不居住在大城市裡的格子間裡，象螞蟻般地生存。然後就出現京漂、北漂、滬漂等詞，指的是大學生、研究生畢業後就算僥倖在北京、上海、廣州這種一線城市找到工作，但因房價昂貴、沒有戶口終難立足而產生嚴重漂流感的年輕一代；再到後來，全中國大中小城市的青年人生存艱難成為普遍現象，輿論用「躺平族」來描繪青年一代當中的失業、啃老與低薪就業族，如今乾脆成了「老鼠人」。但不管稱謂如何改變，所有這些詞都是描繪年輕人艱困的生存狀態。

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其實在1998年教育產業化之後五六年內就開始出現，越到後來越嚴重，大學生們為了延緩就業，紛紛報考研究生，很快研究生也陷入供過於求的狀態。隨著有關大學生研究生畢業之後送外賣的傳聞在網上流傳，中國的就業資料產生了一個新類別「靈活就業」，2024年高達2億人，占城鎮就業人數的一半左右。其中包括大量網路主播、自媒體號經營者在內，其中肯定有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正因為通過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躋身中產的上升通道越來越狹窄，號稱「進入就業緩刑期」的研究生也不再吸引人。資料顯示，2023年全國碩士研究生考試報名人數為474萬，2024年為438萬，2025年降至388萬人。

2013年「廈門公車縱火案」震驚中外，案犯陳水總的「無業遊民」這一身份特別刺眼。當時中國還是世界工廠的鼎盛時期，但城市與農村均存在大量無業遊民，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的就業問題在近幾十年內都不可能解決，依據是：早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世界經濟史上沒有的奇特景象：經濟增長率年年高達8-10%以上，但就業率的增長卻跌落至1-3%的區間裡，是典型的「無就業增長」。在1999年教育產業化剛開始時，我就指出由於中國產業結構與教育結構雙重缺陷的作用，中國必將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

2003年之後，我開始關注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真假。自從各高校在上級考評壓力下不得不偽造畢業生就業率以來，不少大學生被迫讓父母親屬單位開假接收證明來換取畢業證書。這種現象的產生，分析官方的就業資料其實無法知曉中國失業現象真相。到了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中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該文以全國性高校畢業生調查為基礎， 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薪酬水準、提拔速度等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再以後，中國高校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成了月光族、蟻族，沒找到工作的成了城市流民、啃老族。然後就是海歸貶值，大批中國留學生回到中國找不到工作。

不久前，我受邀為紐約某大學學生上網課，主題是中國私營經濟發展軌跡。課後提問的學生主要是中國留學生，有三位問到就業問題。我當時的回答是：1、專業不對口導致的失業一直存在，因為入校時就業前景好的行業在四年後可能衰落，十年前的金融專業，從去年開始的IT專業都如此；2、世界青年失業率都很嚴重，以世界一、二號經濟大國來說，美國剛公佈9月的就業資料，青年失業率高達10.5%；中國的據稱是15%，但實際可能更高。3、AI取代人力，導致的失業率將會更高。當然，我也安慰了學生：每個專業的優秀者總會有機會。

歷史經驗證明，任何國家，只要大批青年人無業可就，必然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上世紀的諸多例證就不說了，只列舉本世紀以來的大事件。

最早注意到中東地區失業青年與社會革命的關係的應該是美國政治學巨擘撒母耳·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裡寫道，石油漲價所提供的動力80年代開始消失，但人口增長是一個持續的動力。東亞的崛起被驚人的經濟增長率所推動，而伊斯蘭教的復興是被同樣驚人的人口增長率所推動。伊斯蘭國家人口的膨脹，尤其是在巴爾幹、北非、中亞等地區遠遠超過了其鄰近國家和世界的一般水準。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國家，20歲出頭的失業青年數量的擴大將持續到2010年左右。與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進入就業市場的人口將增加30%；在埃及增長約50%。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輕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政治系統處於緊張狀態」。亨廷頓進而論述道：「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88年沙烏地阿拉伯王儲阿卜杜拉說，對他的國家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在青年人中的興起。」

亨廷頓注意到上世紀90年代伊斯蘭教失業青年與原教旨主義發動的聖戰（即恐怖主義活動）的關係，指出伊斯蘭教青少年很自然地信奉伊斯蘭教，加上受歷史上伊斯蘭教獨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聖戰」制度的影響，使青少年成為了「殉教」、「聖戰」的主要來源。這一預測已被事實驗證，911之後，美國的反恐戰爭使得聖戰規模日小，但人口增並未停止，失業人口依然大量存在。2011年中東北非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參加主體也是失業青年——這些國家的失業率高達30-45%，點起革命第一把火的就是突尼斯一位被迫做小販的失業大學生的自焚事件。

全球化時代，一國的就業問題可以通過人口遷徙外化為他國的問題。東南亞金三角地帶的電信詐騙公司的老闆多為來自中國東南某省份的中國人。這些老闆攜帶大量資金，他們購買地塊建房、租賃辦公場地、投入設備、人力（來自中國的無業人員）等，與當地的武裝力量形成利益同盟，獲得其保護，對當地民生造成極壞影響。2011年中東北非四國在「阿拉伯之春」後，原有的失業現象更嚴重，大批青壯年幾年後陸續移民歐洲，形成難民潮，其結果用支持無上限接納難民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話來說，將永久性地改變歐洲各國的政治種族生態。如今美國這個世界頭號移民大國也發生嚴重的失業問題，各國的失業問題只能日漸積累成內部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