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魁夫子／社會觀察家
在台灣影壇的深邃鏡頭下，「左撇子」往往不僅是生理慣性的描述，更是一種關於「少數」如何被「多數」規格化的隱喻。在一個右手主導的世界裡，左撇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對主流規格的挑戰。這種挑戰，與當前台灣社會熱議的《人工生殖法》修法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左撇子女孩試圖在右手規格中找回主導權，正如同志伴侶在異性戀壟斷的血緣觀念中，爭取對等的生育自主權。這兩者本質上，都是關於「少數者」如何在「多數者」設計的制度裂縫中，尋求那份理所應得的人格尊嚴。
電影中，女孩的左撇子特質常被視為「不吉利」或「偏差」，在長輩「為你好」的勸誡下，被迫將直覺收起，學習用不屬於自己的右手去剪裁生活。這種集體主義式的「校正」，本質上是對個體性的抹殺。放眼當前的社會結構，《人工生殖法》目前的限制，正是一種「制度上的右手設計」。當異性戀不孕夫妻能合法近用先進醫療科技，同性伴侶或單身女性卻因性傾向被排除在外，這種「醫療近用權」的隱性歧視，暗示著特定群體的血緣傳承不具備對等價值。這與強迫左撇子改用右手如出一轍，都是在否定生命與生俱來的多樣性。
然而，這場關於「少數權利」的辯證，已逐漸從電影裡的微觀掙扎，轉化為國會殿堂上的宏觀實踐。近日，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先生親赴各黨團拜會，積極尋求跨黨派共識，請求將《人工生殖法》列為立法院優先法案。這一政治意象，象徵著台灣正試圖打破單一的「血緣壟斷」，走向「多元承認」的文明轉折點。當政治領袖願意放下成見、跨越黨派藩籬進行對話，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多元」的實踐，也預示著法律即將從僵化的規格工廠，轉型為溫暖的社會護欄。
面對這場規格與多樣性的拉鋸，台灣應以更積極的策略回應文明轉型的召喚。我們必須將「子女最佳利益」從性傾向的偏見審查中解放，讓評估標準回歸家長的心理準備與實質照顧能力；同時，針對如女同伴侶（ROPA）等多元生育模式，應明定雙方為「法定生母」，確保孩子在出生之際便擁有法律的完整羽翼。透過性別平等教育的推廣，我們應讓社會理解，保留那分「與世界的反向」，並非是對主流的威脅，而是創造力的源泉，也是定義「家」的核心——愛的連結，永遠重於血緣的壟斷。
《左撇子女孩》的故事提醒我們，與生俱來的特質不該被校正。當台灣在《人工生殖法》上跨出關鍵的一步，讓法律不再以「性別」或「生理慣性」作為身分門檻時，我們才真正落實了尊重多元的核心精神。台灣不需要一個規格化的冷冽社會，而需要一個能容納左手、也能擁抱多元的溫暖家園。保留那一分「與世界的反向」，正是我們作為一個成熟文明國家，最獨特且值得驕傲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