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在台灣的核能爭論中，常聽到一套熟悉的反問：「你見過核廢料嗎?它真的傷害過你嗎?醫院不也有放射廢棄物?風光電真的比較好嗎?台電為何大虧?日本不是正在重啟核電?」這些看似理性的提問，實際上卻把一個公共治理問題，刻意轉化為個人經驗與情緒判斷。
但公共政策的判斷，從來不是建立在「我有沒有親眼看到受害」，而是基於風險規模、不可逆性與制度是否承擔得起。我們多數人沒見過大型飛安事故，並不代表可以放寬飛航安全標準；同理，核廢料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天天看得到」，而在於一旦治理失效，其影響跨世代、不可回收，責任時間尺度遠超一般公共設施。
將核電高階核廢料與醫療放射廢棄物相提並論，更是偷換概念。醫療放射廢棄物多為低量、短半衰期，已有成熟處理流程；而核電高階核廢料在放射性強度、管理年限與社會風險上，完全是不同等級的問題。各國至今難以完成最終處置選址，並非技術落後，而是民主社會難以承擔其長期治理風險。
國際能源總署(IEA)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長期指出，能源政策評估不只是發電成本比較，而必須納入事故風險、制度能力、社會接受度與跨世代責任。核廢料的核心問題，從來不是「現在是否造成傷害」，而是其高度放射性與極長半衰期，意味著人類必須對未來數萬年至數十萬年的安全負責，這對任何政治體制而言，都是極為嚴苛的治理考驗。
再生能源並非毫無環境衝擊，但其風險型態與核能截然不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多次指出，風電與太陽光電的環境影響具有可逆性與可改善性，可隨技術進步與政策修正逐步降低；相較之下，核能事故屬低機率、高衝擊事件，對高人口密度社會尤為致命。因此，僅以「風光電也有影響」來推論核能更合理，在風險治理邏輯上並不成立。
至於電價與台電虧損，若只將責任歸咎於能源轉型，同樣是簡化問題。台電長期承擔政策性凍漲，必須吸收燃料價格劇烈波動，這是價格管制與制度角色設定的結果，而非單一能源選項所致。即便在高核能占比國家，若要求公營電力公司承擔社會補貼功能，也同樣可能出現財務失衡。
日本核電重啟經常被包裝成「世界正在回頭擁核」。但事實是，日本是在福島事故後的高度社會壓力下，有限且審慎地重啟部分機組，並未改變再生能源長期成長的政策方向。放眼全球，包括核能國家在內的主要經濟體，仍持續加碼再生能源，原因正是其在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與長期風險控管上的綜合優勢。
能源轉型不是信仰對立，而是治理選擇。真正負責任的問題不在於「你怕不怕核能」，而在於：在制度能力有限、社會信任脆弱的情境下，是否應承擔一項一旦失誤、代價極高且責任跨世代的技術？選擇風險較低、可調整、可回溯的轉型路徑，並非反科學，而是對社會與未來世代負責的現實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