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中國文化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
近日媒體披露，去年全球新建核電廠中，中國與俄羅斯合計占比高達九成。表面看來，這似乎只是能源結構的變化，實際上揭示一個更關鍵的現實：當核電擴張高度集中於國家主導的政治體制時，能源選項本身已轉化為制度風險的一部分。
福島核災後，多數民主國家對核電態度轉趨保守。德國選擇全面退場，美國則受制於高成本、工期延宕與地方反對，核電擴張進展有限。相對之下，中國與俄羅斯卻逆勢加速，以國家資本、政策融資與國營企業體系，將核電納入長期戰略。這樣的分歧，並非單純技術或效率差異，而是不同政治體制在制度上對「失敗是否可被問責」、以及風險是否可被社會承接的根本差別。
核電的本質，也決定了它高度仰賴國家承擔。高昂的前期投資、跨世代的責任負擔，以及一旦發生事故便難以回收的社會成本，使核電逐漸脫離自由市場邏輯。當核電建設集中於少數國家，能源不再只是商品，而成為由國家擔保、由制度背書的政治工程。部分核電輸出國透過整廠輸出與長期燃料供應模式推動核電，更使能源系統與特定政權形成結構性依賴。
支持者常以「減碳」為核電辯護，但減碳並不等於低風險治理。核電真正的挑戰，在於極端事件一旦發生，其後果往往超出民主社會可承受的範圍。在地緣政治高度緊張的時代，俄烏戰爭中核電設施成為軍事風險節點的現實，也迫使國際社會重新檢視核電在衝突情境下的安全假設。問題不在於核電是否減碳，而在於民主社會是否有能力為一次低機率、但高毀滅性的失敗負起責任。
這樣的風險外溢，對台灣尤其現實。台灣鄰近中國多座沿海核電廠，任何事故都可能跨境影響；同時，國內仍反覆出現是否重啟核電的政策爭論。然而，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並非核電「好不好」，而是在民主制度與高度地緣政治風險交疊下，誰有權做出這個決定，又由誰承擔後果。
能源政策從來不是中立的技術選擇，而是國家安全與治理價值的延伸。再生能源確實存在間歇性與成本挑戰，但其分散、可調整、難以成為攻擊目標的特性，更符合台灣所需的安全邏輯與治理彈性。相對而言，將風險高度集中於少數大型核電設施，意味著整體社會必須承擔更高的系統性衝擊。
中國與俄羅斯主導全球核電建設，並不意味著核電是普世未來解方，反而顯示核電正愈來愈適合特定政治體制運作。當能源選項開始映照制度差異，台灣更應警惕，不要讓能源焦慮轉化為錯置的政策選擇。核電的問題，終究不只是電力供應，而是誰承擔風險、誰握有決策權，這正是台灣在能源轉型路口無法迴避的治理課題。
當能源選項開始映照制度差異，台灣真正該警惕的，從來不是缺電恐懼，而是把無法治理的風險，誤當成務實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