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其實是休假。照理說，休假就該在家當一坨沙發馬鈴薯，滑手機滑到懷疑人生，頂多出門買杯咖啡，假裝有在生活。但偏偏那天的行程不是「下午茶」，而是Alex Honnold（霍諾德）要挑戰徒手攀登台北101。
這其實是攝影記者的宿命，你一旦聞到「歷史現場」的味道，腦袋就會自己把鬧鐘上好，然後身體會自動把器材扛上肩——有沒有錢先放一邊，反正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沒錢也會做」。
一開始我們原本想說去象山拍。象山熟嘛，101也熟，站高一點俯拍，畫面看起來比較漂亮。但前一天我跟主管在閒聊時，他提醒我不要上象山，因Alex是從101的東南面上去，面向松智路那一側，轉角就是信義路那邊。如果你上象山，拍得到是拍得到，但會很遠，只剩一個小小的人影在牆上爬，群眾加油、互動、細節都拍不到。
我腦袋也先演了一輪：在底下先拍一段，等他爬到一定高度，我再衝象山補遠景——但很快就推翻。象山上下至少半小時到四十分鐘，Alex Honnold（霍諾德）的速度又快，加上人多、機車也不能亂停，你光卡位就可能被人潮吞掉。最後我們決定：就在101一樓周邊，松智路那個角，直接拍。
器材怎麼帶？我帶了一支200-500mm的大砲鏡頭，再加1.4的加倍鏡。算一算，最長等於可以拉到大概700mm。另一個同事也很硬派，他除了帶200mm＋1.4倍加倍鏡，還另外扛了一支600mm的定焦大砲鏡頭。
更好笑的是，我不只帶鏡頭。我還得帶腳架，因為那種長焦不架起來根本沒辦法；還帶推車，因為器材太多，移動像搬家；而且現場人潮一多，你想要挪位置，推車就像一艘小船，在肉身海裡硬開航道。
我那天五點起床，六點就到現場。我得早點去觀察角度、確認位置能不能拍、管制怎麼走。六點開始就有管制了，101樓下有區域不能進，但信義路那些路段車還能動。六點多現場已經有民眾在卡位，旁邊的那棟樓還掛出加油標語，寫著「Alex你可以的」跟「GoAlex」。那畫面很像演唱會開場前的應援，但主角不是偶像，是一個準備搏命往上爬的人。
我到的時候其他媒體還沒來，後來電視台、平面媒體才陸續進場。我的位置還算不錯，同事比較機動，但他從側面拍到很多更震撼的畫面——尤其是國旗在飄，背景又是天空，那種高度感一下就出來。我這邊角度比較「建築感」，天空少。
後來我才知道一件事。101那邊原本的旗子不全是中華民國的國旗，有的是其他國家的國旗。101董座賈永婕那天刻意把它換成五面中華民國國旗，因為Netflix直播，全世界都在看——你不可能不看到。這招我看完只想說，很聰明。你在直播裡不太可能臨時「調角度」把旗子藏起來，他把五面國旗掛上去，等於直接讓全世界看到，這是台灣、這是台北101、這活動在這裡發生。
我在現場會緊張嗎？會，當然會。但恐懼倒不多。有人的老婆在旁邊看得手腳冒汗，她是真的怕；我反而是那種「專業訓練把情緒壓下去」的狀態——新聞現場碰到重大事件，你不能讓恐懼左右判斷，因為你一失誤，畫面就沒了。
而且我腦袋一直浮現一個影像──以前美國911事件那個「有人從上面掉下來」的畫面。說穿了，我去現場，除了覺得是台灣重要的歷史時刻，我也預想：萬一真的發生不幸，我一定要拍到。這聽起來很冷血，但這就是攝影記者的責任。
現場也有人問我，怎麼不用空拍機？我只能說，別鬧了。那邊是航區，就算申請也不一定會過；就算過，我也不會飛，因為那會干擾霍諾德及製作團隊。人家自己就有空拍跟直升機，你再飛一台上去，真的不是「加值」，是「添亂」。
我全程幾乎都盯著現場，沒時間看Netflix直播。霍諾德爬得很快，爬到一定高度後，我得一直往後退、一直移動角度，不然你鏡頭裡只剩他的屁股。我帶著一堆器材，又要在人群中硬擠，動作一猶豫就沒角度；你移動的同時又怕錯過重要瞬間，因為他速度真的太快。
我一路往後挪，挪到信義之星社區附近，距離大概兩三百公尺上下。大砲鏡頭這時候就派上用場，鏡頭裡很清楚。剛開始我也擔心他會失手，但他爬了三分之一後，我就看得出來，他遊刃有餘。他會跟101裡面的人互動、打招呼，底下群眾也和他在互動；到六十樓他太太出現，他那個笑容一看就知道，他很有把握。
我後來看他爬「酋長岩」的紀錄片才更確定，那個難度比101恐怖太多。101是規律的結構，動作會重複；酋長岩是隨時要應變，抓點踩點小到可怕。以難度滿分一百來說，我甚至覺得101可能只有七十左右。
還有個細節我覺得很值得講，現場我看到國旗的方式，其實是透過玻璃反射。我的角度沒辦法看到國旗跟他貼得多近，同事的角度比較正。當下在工作狀態，情緒被壓著，我沒有「起雞皮疙瘩」那種感動；反而是回家看Netflix、看媒體重播，我真的感動到哭了好幾次。
為什麼？不是因為我突然變文青，是因為我覺得台灣這個小小的地方，被打壓這麼久，竟然可以用這種方式被全世界看到。那天Netflix的點擊好像在很多國家都衝第一。我覺得這比砸錢做什麼廣告有效太多——你讓世界看到台北101、看到信義計畫區、看到台灣的街景，看到「台灣真的在這裡」。
我甚至覺得霍諾德很像台灣，小小的一個人在101大樓，很辛苦地往上爬，面對旁邊巨大的壓力，但還是想被看見、被接受。這種「以小對大」的感覺，說真的，太容易有共鳴。
現場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除了攀爬本身，還有他跟大樓裡的人互動。有一張照片我很喜歡：大樓裡面有個男生拿手機在拍，表情嚇到嘴巴張超大——那種「我今天上班上到一半，突然看到有人在窗外爬101」的震撼，超真實。
我們從早上六點一路站拍到快十一點。雖然累，但我一點都不後悔。因為我後來看紀錄片才更理解，很多酸民會說他只是為了出名、只是膽大不怕死，但其實他花了十年、甚至更久在做精密計算，筆記密密麻麻，整件事是「一關過一關過」的專業，而不是心血來潮。
而且101這一次成功，也不是他一個人，他的團隊、攝影團隊、101團隊、台北市府各單位、Netflix製作，全都要精密計算，還要有勇氣。風險當然存在，只是他們把風險降到最低；真出意外，就是命——這句很殘酷，但現場就是這樣。
我甚至因為這件事跟朋友吵起來。有人說賈永婕就是花瓶、藝人，我反問：人家做成了、有勇氣，你給個掌聲很難嗎？就算他有運氣又怎樣？你敢不敢做？她其實可以不賭，繼續當「美美的花瓶」也不會影響她的職位，但她賭了這一次，台灣被世界看見，這筆帳怎麼算都是台灣賺到。
所以那天我扛著700mm大砲站在街口，從清晨守到中午，拍到腰酸背痛，其實只是在做一件很單純的事，把一個「台灣重要的moment」留下來。
攝影記者有時候很像被詛咒——你明明休假，卻會自己走到現場；你明明很累，卻會在按下快門那一刻覺得，好，值得。（本文內容由當事人口述，AI協力完成，經編輯核實無誤。《狗仔回憶錄》每逢週六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