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憲擴軍」對台海局勢的影響重大

2026年2月8日的「第51屆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以創紀錄的結果完結，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率領自民黨（LDP）獲得歷史性大勝，自身獲得316席，執政聯盟共獲352席，不但之後施政幾乎毫無阻礙，更重要的是跨過了在眾議院發動修憲的門檻。

直言之，這場被譽為「平成以來最重要一戰」的眾議院大選，實質上是對「戰後和平憲法體制」的一次公投，而日本選民已經用選票做出了選擇：在日益險峻的安保環境下，和平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恩賜，而是需要武力捍衛的權利。

這象徵日本將修正長期的基本國策，基於和平憲法的「吉田主義」（吉田ドクトリン，即將經濟成長和發展置於日本政府的首要位置，而美國則在日本憲法的限制範圍內，承擔了大部分國家安全責任）。

為何日本國民以絕對優勢的民意，要打破「戰後和平憲法體制」？對台海局勢又會有怎麼樣的影響？

在過去三十年的日本選舉中，「年金」、「醫療」、「少子化對策」等等內政議題，始終是政黨爭奪選票的主戰場，任何試圖削減社福預算轉用於國防的政客，往往會遭到選民的懲罰，然而2026年的這場選舉，反對黨中道改革聯合（CRA）其主打的「凍結軍費、倍增社福」政見未能引起共鳴，甚至可說是崩潰式慘敗，反映了日本社會深層價值觀的劇烈改變。

究其原因，中國近年來對日本的霸凌式施壓，無疑是日本民眾價值觀改變的「重要推手」！近年來，中國海警船在尖閣諸島（釣魚臺列嶼）海域的常態化巡航已升級為準軍事對峙；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高強度演習，多次將彈道飛彈射入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已經讓日本民眾感到中國實質的軍事威脅。

加上在高市首相在國會中明確表示，若中國對台動武，將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後，中國更以宣告「敵國條款」等戰狼式外交語言恫嚇，加上對日本發動包含「稀土斷供」、「軍民兩用物項對日本管制出口」、「經濟制裁」及「觀光禁令」在內的多層次報復，更讓日本選民意識到，如果國家安全不保，再優渥的社福制度也只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於是將選票投給立場強硬的自民黨，視為對中國霸權的「嚴重抗議」。

日本選民的這一抉擇，等於給了高市內閣一張空白支票，將日本的國家資源配置從「民生福利型」強制轉軌為「戰備生存型」。

日本憲法第九條長期以來被視為日本戰後和平主義的靈魂，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一條款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最奇特的現象：日本擁有世界上裝備最精良、預算排名全球前列的武裝力量，但在法理上，它卻不是軍隊，而僅是「警察力量的延伸」或「行政組織」。

高市內閣推動修憲的核心，在於將自衛隊（SDF）升格為「國防軍」（National Defense Force），絕非僅是名稱上的更迭，是日軍在軍事法理邏輯的根本性翻轉，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戰略層次：

目前的自衛隊受限於《自衛隊法》的嚴格規範，行動準則採取「正面表列」（Positive List），意即「法律沒寫可以做的，通通不能做」。這在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中是致命的僵化。

成為「國防軍」後，行動準則將轉軌為國際通用的軍隊標準「負面表列」（Negative List），即「國際法與國內法未禁止的，皆可執行」，這將賦予前線指揮官在遭遇灰色地帶衝突或突發狀況時，擁有符合交戰規則（ROE）的即時裁量權，不再需要層層請示文官系統。

雖然修憲草案可能仍會保留「放棄侵略戰爭」的條文，但明確寫入「國防軍」地位，將從根本上解除對持有攻擊性武器的法理封印。

過去日本為了避嫌，不能擁有「攻擊性武器」，尤其是正規航艦、長程彈道飛彈或戰略轟炸機等，而修憲後，這些武器將被重新定義為「積極防禦」的必要手段，日本將不再受限於「專守防衛」的被動解釋，而是能合法擁有對敵方源頭進行打擊的完整軍事能力。

而日本針對武器與技術的出口限制，也應該會再度放寬，甚至不排除全面開放，以利用外銷與國際軍火市場接軌，從而使武器開發案能在外貿收入與技術交流，使用者反饋的支撐下更為順利。

過去雖然透過安倍晉三時代的安保法制解釋，有限度容許集體自衛權，但仍存在極大的法律爭議與違憲風險，修憲後日本將能夠像英國、澳洲一樣，在盟國（如美國）遭受攻擊時，名正言順地發動反擊，而不必等到日本本土受襲。

這對於美日同盟的運作至關重要，在台海衝突中，美軍若遭到攻擊，日本國防軍將有充分的憲法依據直接介入，與美軍進行聯合作戰，而非僅止於後勤支援，正因如此，許多人認為美國官方會阻止日本修憲，但目前觀察美國官方明顯屬於「樂觀其成」的態度。

高市內閣在選前強勢提出的「防衛費倍增計畫」，即提前達成國防預算佔 GDP 2％的目標（約十一兆日圓），獲得了選民的背書，這筆龐大的預算將不再受到國會反對派的技術性杯葛，確保了日本防衛省制定的《防衛力整備計畫》能夠如期、甚至超前執行。

具體而言，數項關鍵的跨年度軍購案獲得了絕對保障，例如：

1、F-35 戰機採購案： 日本採購一四七架 F-35（包括具備短場起降能力的 F-35B）的計畫將加速交付，確保日本在第五代戰機的數量上維持對區域對手的抗衡能力。

2、距外飛彈庫存： 大量採購美製「戰斧」巡弋飛彈（Tomahawk）以及國產的一二式反艦飛彈增程型，不再受限於財政赤字的藉口。

3、無人機與太空戰力： 預算結構將大幅向不對稱戰力傾斜，包括攻擊型無人機群與太空監察系統的建置。

至於核武部分，由於太過敏感，因此高市內閣應會推動先針對「無核三原則」的修訂，例如不再堅守「不運進核武器」原則，以免妨礙美國核動力艦艇停靠日本港口，從而影響日美同盟的威懾力。

隨著修憲障礙的掃除與預算的到位，日本軍事戰略最引人注目的轉變，莫過於「反擊能力」（Counterstrike Capabilities）的實質化，即長久以來，美日安保條約的分工邏輯是「矛與盾」：美軍負責攻擊（矛），自衛隊負責防守（盾）。

但隨著解放軍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美軍在第一島鏈內的運作風險急劇升高，舊有的分工模式已無法形成有效嚇阻，高市內閣推動的軍事改革，旨在讓日本國防軍具備獨立的「矛」之功能，這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硬體方面的打擊能力延伸，與軟體方面的指揮體系統合：

日本正加速部署射程超過一千公里的長程飛彈，重點項目包括三菱重工主導研發的「一二式地對艦誘導彈能力向上型」（12SSM-ER）以及正在研發的高超音速滑翔載具（HGV）。

這些武器的射程不僅覆蓋釣魚臺與台灣海峽，甚至能觸及中國沿海的軍事集結區與內陸飛彈基地，使日本將具備在敵方準備發動攻擊的階段，就先發制人摧毀其發射平台或指揮中樞的能力。日本不再是被動等待攔截飛彈，而是有能力打擊「射手」。

日本防衛省成立的「統合司令部」（Permanent Joint Headquarters, PJHQ）是「指揮體系整合」關鍵一步，過去日本陸海空自衛隊各自為政，與美軍的協調也多限於單一軍種。

新的統合司令部將由一名統一的指揮官直接向首相負責，並與美軍印太司令部建立常態化的聯合作戰機制，實現美日軍隊在指揮鏈上的無縫對接。

換言之，修憲後的日本，其戰略定位將從美軍的「後勤補給基地」與「本土防衛者」，轉變為第一島鏈上具備獨立遠程打擊能力的「攻擊手」，這種角色的轉變，將迫使潛在對手在計算攻台成本時，必須將日本的飛彈火網納入風險評估，極大增加了其軍事冒險的不確定性。

對於台灣而言，日本自民黨跨越修憲門檻並建立「國防軍」，無疑是地緣戰略上的重大利多，但也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隱憂。

日本在西南諸島（琉球群島）的軍事要塞化，客觀上為台灣提供了強大的側翼掩護，隨著日本在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僅110公里）、石垣島、宮古島部署反艦飛彈與防空部隊，並進駐電子戰單位，這條島鏈實際上封鎖了共軍艦隊穿越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對台灣東部實施包圍的通道。

日本的情報監偵能力（ISR）升級，讓台灣能透過美日台情報交換機制，獲得更即時的戰場動態，換言之，日本國防力量的強化，更讓「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從一句政治口號，具備了實際執行的可能性。

過去外界對日本介入台海衝突的最大疑慮，在於「法律授權不明」與「攻勢能力不足」，修憲解決了法律問題，擴軍解決了能力問題。

當日本擁有長程打擊能力與交戰權後，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日本不僅能提供後勤支援，還能以「存立危機事態」為由，對攻擊美軍或威脅日本生存的敵方目標實施打擊，這種潛在的介入能力，是維持台海現狀最強有力的嚇阻變數之一。

然而，台灣必須警惕民眾產生搭便車心態：當日本展現出破釜沈舟的改革決心，將國防預算拉高至 GDP的2％，甚至不惜修改憲法以承擔更多安保責任時，台灣若仍陷入朝野內耗、國防預算審查延宕、或是不對稱戰力建置牛步化，將在美日安保體系中形成強烈對比。

在國際現實主義的邏輯下，盟友的價值取決於其自我防衛的決心與能力，如果台灣被美日視為「扶不起的阿斗」或防線上的「破口」，那麼日本強大的國防軍可能會轉而採取「防火牆策略」，例如優先確保日本本土或重要航線的安全，而非積極介入台海泥淖。

因此面對日本已跨越修憲門檻的歷史機遇，台灣方面不應沾沾自喜於「日本能幫忙」，而應將其視為最後的警鐘：我方必須加速通過相關國防特別預算，落實國防自主與後備戰力改革，展現出與美日同盟「同頻共振」的防衛意志。

唯有自助，而後人助，換言之唯有台灣自己成為一隻吞不下的刺蝟，日本這把剛磨亮的「第一島鏈之矛」，才能真正發揮唇齒相依的聯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