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宗澧／辜寬敏基金會執行長
行政院長卓榮泰於日前主持「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第8次會議」時表示，今年底將請文化部提出「民主教育園區空間計畫」，以落實中正紀念堂的去威權化、深化民主教育的空間改造，並於下次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提報。同時進一步要求文化部更積極推動社會溝通工作，一方面回應社會大眾對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期待與指教，另一方面也具體落實轉型正義工作。
對於民間社會長期以來「台灣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的呼籲，我們可以肯定官方終於有了初步的政策進度。相較於官方過去在「中正紀念堂」轉型進度上的落後，事實上，過去民間團體除了倡議，更早已長期投入社會溝通，例如：永和社區大學自2019年初開始即透過「中正廟歷史小旅行」的方式，一方面進行導覽工作，另一方面展開公民社會導覽員的自我培力訓練。
從「中正廟歷史小旅行」的例子，我們可發現除了空間轉型的硬體工程，拉回到博物館日常運作的軟體層次，未來落實轉型正義的另一項關鍵則是，當這個民主教育園區落成，市民走進展場時，站在他們面前的導覽人員，是否具備跟這座空間應有意義相匹配的史觀能力？
事實上，台灣社會今年初以來掀起的這波歷史補課潮，已經讓我們看見答案的反面案例。今年初，一部聲稱改編自林宅血案的電影，因未經當事人同意引發爭議，連帶讓社會發現許多人對這段歷史竟是「驚覺」般的陌生，這正是長期「去政治化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
而就在同一波補課潮裡，國發會的國家檔案館展場導覽，也被觀察到出現以個人化、去脈絡化的方式詮釋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情況。這兩件事看似不相關，實際上卻指向同一個結構性問題意識：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教育的「內容供應」這一端，始終存在巨大落差，而博物館導覽員或志工，就是站在這個落差最前線、卻也鮮少被制度關注的位置上。
面對這個結構性議題，我嘗試進一步就當前國發會所屬的國家檔案館以及文化部所屬國家級博物館體系，在導覽志工招募、培訓與考核制度設計等方面，提出幾項普遍存在的問題。
首先，就我所觀察目前各個國家級博物館導覽志工的招募，確實已發展出高度專業化的篩選機制。例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要求導覽組志工具備台語、英語能力；國立臺灣文學館將客語、原住民族語、手語列入篩選條件；國史館的政治史專案志工，甚至要求申請者投件前先至館內聽取定時導覽，複審面談時進行深度的展示內容對話。這些機制顯示，博物館管理者傾向將導覽認知為一項高度仰賴語言能力與知識背景的工作。
然而，當我們檢視這些館舍的特殊訓練與在職培訓規範，便會發現：訓練時數普遍落在每年4到8小時之間，內容聚焦館舍沿革、展品知識與導覽技巧，卻幾乎沒有任何館舍將「史學方法論」、「轉型正義基本概念」或「史料與評論的區分能力」列為核心訓練項目。換言之，志工可以通過嚴格的語言口試與即席導覽認證，卻完全不需要證明自己具備處理威權歷史敏感議題的基本史觀素養。這正是制度設計上「重表達技巧、輕史觀內容」的根本矛盾，而中正紀念堂未來轉型為民主教育園區之後，這道落差是否會被放得更大？畢竟這個威權空間承載的歷史重量，遠比其他文史館舍恐更為沉重。
此外，我們也可觀察到各館的考核機制同樣呈現高度標準化、制度化的特徵。多數館舍訂有明確的曠職、遲到量化指標，累計違規次數即取消續聘；部分館舍更設有評核小組，不定期巡視展場，對志工值勤態度進行平時評核。這套差勤管理系統，雖確保了導覽志工團隊的紀律與穩定性。但弔詭的是，這整套精密的考核系統，幾乎完全環繞在「有沒有來上班」打轉，對於導覽內容的史觀正確性與詮釋平衡，卻幾乎不存在常態性的審查機制。也就是說志工只要不曠職、不遲到、不公開發表損及館譽的言論，即便導覽時以簡化、偏頗甚至錯置的方式詮釋威權歷史，也未必會被現行考核制度捕捉到。這顯示，現行考核體系審核的是「紀律」，而不是「內容」，而轉型正義教育最關鍵的史觀問題以及基本法治民主素養，恰恰被排除在制度視野之外。
另一項更深層的結構問題，在於導覽志工團隊的人口組成。各館招募年齡上限普遍放寬至70甚至80歲，這固然是因應超高齡社會來臨，鼓勵長者社會參與的合理政策，但我們也必須誠實面對：這群志工的歷史教育養成期，多數仍處於解嚴前的威權教育體系之下，他們的歷史認知框架，與當前博物館欲傳遞的去殖民、轉型正義論述之間，存在著真實的世代落差。面對不同世代的歷史記憶落差，博物館方是否更應善用具台灣主體史觀的AI 數位科技，作為高齡導覽志工的輔助及民眾的導覽替代選擇。
民間社會在推動轉型正義教育時也常感受到，威權統治遺緒所培養出的歷史認知慣性，並不會隨著解嚴或政黨輪替而自動消失，而需要透過持續且系統性的教育介入，才能逐步轉化。而博物館作為國家級公共教育機構，若未能正視這道落差，並建立相對應的培力機制，落差就會直接在第一線的展場導覽中上演，成為參觀者眼中「國家機構替威權體制背書」的錯誤印象。
我還是必須強調與肯定，多數投入導覽服務的工作人員與志工，懷抱的是對公共服務的真誠與熱情。本文嘗試點出的問題並非個人因素，而在於對導覽的整套培力與評估制度，長期錯將資源與注意力放在「管不管秩序」，卻未能同等地放在「講得對不對」之上。
既然卓院長已指示文化部應當更加強推動社會溝通，回應社會大眾對中正紀念堂轉型的期待。我認為這份社會溝通工作，不應只停留在空間規劃的公共討論層面，更應同步擴及導覽員或導覽志工的培力制度改革。
具體來說，各級國家文史相關博物館舍在招募階段至少應將基本人權教育素養與史學方法論意識，跟語言能力並列為篩選條件；培訓階段應邀請專業史學與轉型正義工作者協同設計培訓課程，明確訓練導覽員或志工區分「史料所顯示的事實」、「學界研究觀點」與「個人評論」三層敘事結構；考核階段則必須建立常態性的導覽內容審查與參與者回饋機制。
無論是在教育體制內的校園，或是公民社會的博物館場域中，轉型正義教育的推動，都必須落實在每一個與民眾面對面的公共教育現場，這才是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之一。而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不只是拆掉一座銅像、改造一個空間就能完成；歷史補課，也從來不是一件可以速成的工程。若這場補課，只停留在空間改造與政策綱領，卻沒有真正補進每一次導覽員開口說出的那些話裡面，那這堂課補到後來終究是事倍功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