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
恒大許家印的消息本周一直刷屏，前後20多年潑天富貴，以父子三人全部獲刑結束。人們已經不太關心他那位數年前就「技術性離婚」現居英國倫敦的前妻丁玉梅及兩名未成年子女與兩名未成年孫子，因為知道那每月兩萬英鎊的生活費支取終有一天會結束，恒大歌舞團則成了主要的政治八卦題材。有人將這個歌舞團與揚州鹽商蓄養戲班相比，更多的則認為是養「揚州瘦馬」。凡讀明清筆記且熟悉秦淮故事，都知道這兩者的來歷，本文試歸納兩者特點。
兩淮鹽商戲班留下深厚的文化遺產
明清時期，江南經濟進入鼎盛時期，南戲昆曲的發展，是江南官僚與兩淮鹽商發起的一場以金錢換取社會地位、以藝術構築政治溫床的「文化共建」。他們用真金白銀和極致的審美挑剔，將昆曲推向了中國戲曲藝術的巔峰，最後將「民間百戲」雅化為「國家正音」，承擔了民間教化之功能。
在江南精英階層介入戲曲劇本寫作之前，源自宋元南戲的各種地方聲腔普遍被視為「詞句俚鄙、聲腔嘈雜」的村坊小戲。揚州鹽商和蘇州士紳在家中蓄養精銳的童伶和樂師，例如兩淮鹽商總商江春的「春台班」，其演員的挑揀、行頭的刺繡、樂器的選材皆是業內精品，家裡能養一個頂級昆曲家班，其社會地位的震撼力遠超如今買豪車遊艇。這種攀比風氣，客觀上為成千上萬的戲曲藝人提供了穩定的生活保障和文創資金。雅好文化的官僚和大批文人名士例如梁辰魚、湯顯祖、洪昇、孔尚任等親自操刀創作傳奇劇本，將古典詩詞格律、典故和極高的文學造詣注入曲詞，徹底改變了昆曲的DNA，使昆曲劇本昇華為案頭文學。
鹽商大量資助文人如揚州八怪、袁枚等參與劇本創作與音律改良，留下了大量傳世之作。就以筆墨流芳的《牡丹亭》《桃花扇》等著名戲曲而言，這些戲曲初創本是案卷長作，不適宜演出，兩淮鹽商因家班演唱之需要，資助文人大力改編，將這些案頭文學巨著推向了舞臺，成就了中國戲曲藝術的最高峰。
但商人的目的除了附庸風雅、炫耀地位之外，還將戲班做成了那個時代的頂級公關工具。平常時節，這些戲班是鹽商招待兩江總督、鹽政官員的公關工具，在絲竹管弦之間，無數的壟斷配額與政治庇護得以達成。大鹽商江春供養的春台班，因迎接乾隆皇帝南巡，使其有機會「以布衣結交天子」，成為鹽商豔羨不已的對象。
揚州鹽商戲班衰落的主要原因，在於其經濟母體——揚州鹽商階層的徹底破產與消亡。但江春等大鹽商的戲班最終成為「徽班進京」的主力，直接催生了中國國粹——京劇的誕生。
恒大歌舞：頂級的肉體技藝
時空相隔300多年，恒大歌舞團成了許家印精准逢迎官場的頂級公關工具。據坊間相傳，巔峰時期的許家印會涉獵一些中外歷史政治人物傳記、商業巨頭發展史、以及帶有「運籌帷幄」色彩的謀略類書籍。想必他也曾讀過兩淮鹽商的故事，財力足夠時，就複製了清中葉江春等富商精准逢迎權力的故智，創辦了恒大歌舞團。這個團堪稱許家印個人及恒大集團「實力雄厚、背景通天」的視覺圖騰，向外界釋放了一種強烈的信號：連如此高消費的非營利藝術團都能輕鬆供養，恒大的資金鏈堅不可摧。
這個號稱擅長民族文化宏大敘事的「民族歌舞團」，極少進行市場化的商業巡演，其主要功能是在恒大內部的高規格宴會上接待重要金融機構高管、地方官員以及合作夥伴時，為這些貴客進行私密演出。這些私密演出禁止錄相外傳，外界對這類私密演出浮想聯翩。
以恒大歌舞團參加央視春晚例如2021年的《燈火裡的中國》、G20峰會文藝演出以及恒大集團的周年慶典等，這些公開演出的視頻被人做成合集，裡面包括《牡丹頌》、《國色天香》等民族舞片段。我看了一下，那些舞蹈基本上是迎合「宏大敘事」的晚會功能性表演，完全無法與楊麗萍的《兩棵樹》相比。《兩棵樹》富有生命張力，將抽象的「靈欲交融」轉化為具象的肢體語言，通過兩棵樹在風雨中從各自佇立到根須舒展、枝幹纏繞的過程，深刻影射了人類至死不渝的愛情與攜手共進的生命歷程。恒大歌舞的審美追求主要表現為極度的奢華、以及撲面而來的「富貴感」。以白珊珊的《十八蹲》等系列作品為例，文藝批評者的總結為：頂尖的演員肉體技術，一流的舞臺視覺美術，但缺乏真正一流的藝術靈魂。它更像是一件用黃金和絲綢堆砌出來的頂級工藝品，在感官上美輪美奐、但在精神內核上卻顯得空洞。
隨著恒大集團暴雷、解體以及許家印於2026年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無法獨立生存的恒大歌舞團早已於2026年中旬正式宣告破產清算。互聯網上流傳的視頻，如今大多被線民當作那個奢華拜金時代的浮華切片圍觀，少有人認為那是「藝術成就」。
恒大歌舞團並非鹽商戲班，成員也非瘦馬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有名言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相隔300多年的揚州絲竹管弦與深圳恒大總部的霓虹舞影，本質上都是資本在權力門檻前遞上的精緻名片，但兩者的文化成就相差難以道裡計，鹽商戲班成了無心插柳的藝術催化劑，鹽商們資助文士參與劇本創作與音律改良，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遺產。兩淮鹽商破產後，失去了金主的戲班藝人為了謀生，被迫走向市場，開始「跑碼頭」，一些有實力的大鹽商戲班最終成為「徽班進京」的主力，直接催生了中國國粹——京劇的誕生，把私人堂會變成了面向大眾的公共戲劇演出，完成了從「家養」到「社會化」的轉變。
恒大歌舞團充其量只能算作時代的消費速食，是現代企業流水線上的一個特殊公關部門，其節目多為模仿和重複已有的晚會審美，缺乏真正的藝術原創力和文化根基，也沒有為現代中國舞臺藝術帶來體制或流派上的創新。隨著恒大的倒塌，除了留下坊間的八卦談資，並未在藝術史上留下真正的資產。
恒大歌舞團成員與揚州鹽商的戲班演員身份也有很大不同，戲班成員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係。恒大歌舞團演員多是比較優秀的專業舞者，與揚州青樓老鴇蓄養瘦馬的方式完全不同。她們是其家庭投資培養，被恒大擇優錄取入職。恒大破產清盤之後，據中國媒體報導，或者入職地方國有歌舞院團、培訓機構，做舞蹈老師；或者轉行，從事形體教學、自媒體、普通文職、服務業；或者徹底離開演藝行業，更換賽道。
恒大歌舞團依附資本崛起，最後隨恒大資本帝國的坍塌而灰飛機煙滅，留下的只有八卦談資，其文化成就遠不如揚州鹽商戲班，但用「瘦馬」比之也有點不倫不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