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爾開希專欄：國民黨學會了民主　卻忘記了自己

三十六年前，1990年，我第一次來到台灣。那時六四才過去一年，國民黨對我，以及對我所代表的中國民主運動，給予了非常熱情的接待。那一次訪台，我有幸拜會了一位台灣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已經因中風而退休在家養病的前行政院長孫運璿資政。

孫資政願意在家中接見我，是因為他相信，我們這一群中國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付出與追求，是值得肯定、值得鼓勵的。他以一位長者的身分接見我，也以一位一生關心國家發展的前輩身分，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對民主、自由以及一個更好的國家的追求。

那時孫資政中風之後行動已經十分不便，但他還是拖著不靈便的腳，站起來走到門口迎接我，拉著我的手，把我帶進客廳坐下。那天天氣很熱，他還特別請孫夫人到廚房拿冰棒給我吃。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三十六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我記得他的腳步，記得他拉著我的手，也記得那支冰棒。對當時二十二歲、剛剛經歷六四、流亡海外不久的我來說，那不是一位前行政院長例行公事式的接見，而是一位長者對我們所代表的追求國家進步的理想所給予的肯定。那份溫暖，讓我至今銘感五內。

後來我在台灣生活多年，對國民黨有過很多批評。十一年前的2015年，我在《風傳媒》寫了一篇〈不懂反省已成國民黨權力結構的宿命〉。那篇文章中，我試圖分析國民黨為什麼在一次又一次面對民意挫折之後，仍然如此缺乏反思的能力。我當時把國民黨長期得到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稱為「歷史慣性」，認為很多台灣人仍然記得這個政黨曾經建設國家，因此繼續把選票投給它。

十一年後重新讀自己的文章，我覺得「歷史慣性」四個字或許說得太輕了一些。

那不只是慣性，也是歷史信用。

直到今天，很多台灣人提到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甚至蔣經國，仍然會心懷感念。我完全能夠理解這種感情，因為我自己也有。

我們當然不需要因此美化當年的威權體制，更不需要替國民黨曾經犯過的錯誤辯護。但是，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能力同時容納不同的歷史判斷：威權政治應該受到批判，而在那個時代曾經認真為國家工作、對公共事務懷抱使命感，並且留下實際貢獻的人，也不應該因為政治立場而被抹去。

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那一代國民黨政治人物，給很多台灣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們有一個比自己政治前途更大的東西放在心裡，那就是國家。他們有自己的國家理想，有希望台灣成為什麼樣子的想像；而當他們掌握權力的時候，也努力利用手中的權力去實現那些理想。

這就是他們替國民黨留下來的政治信用。

三十六年後，我仍然記得孫運璿，是這筆政治信用的一個小小證明。直到今天，仍然有台灣選民因為記得那一代人的貢獻，而對國民黨保留感情，甚至把這種感情化為選票。這沒有什麼不理性，更沒有什麼值得嘲笑。一個政黨曾經為國家做過事情，人民記得，是這個政黨應得的榮譽。

問題是：一個政黨可以靠前人留下來的政治信用活多久？

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來，國民黨並不是沒有進步。相反的，我認為國民黨學會了很多。

它從一個威權體制中的統治政黨，逐漸學會接受民主選舉，接受自己可能失去政權，接受政黨輪替，接受在野，接受人民有權用選票把自己趕下台。它已經成為一個可以執政、也可以在野，可以透過選舉重新取得政權、也必須在失去選舉之後監督執政黨的民主政黨。

這是國民黨非常重要的轉型，也是台灣民主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國民黨仍然相信國家利益應該高於政黨利益，那麼接受民主原則、學習民主價值，不但不需要否定它原來的國家理想，反而應該成為這個政黨新的內涵。因為在民主政治裡，國家的主人就是人民；國家利益最終必須建立在人民的選擇之上。

但是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的浪潮中學會了很多，也忘記了很多。

它似乎逐漸忘記了孫運璿，忘記了李國鼎、趙耀東，甚至忘記了蔣經國。這裡所說的「忘記」，當然不是忘記他們的名字。國民黨仍然可以舉辦紀念活動，可以在選舉時引用蔣經國，可以把這些前輩掛在嘴上。我要問的是：國民黨還記不記得這些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受到許多台灣人感念，究竟是因為什麼？

民主化要求國民黨忘掉的是威權，不是理想；要求它放下的是權力傲慢，不是國家抱負。

國民黨應該告別黨國體制，卻沒有必要告別孫運璿那一代人的公共服務精神；應該接受民主政治，卻沒有理由丟掉對國家的責任感；應該承認人民可以讓它下台，卻更應該在人民重新把權力交給它的時候，知道自己得到權力究竟是為了完成什麼。

進步從來不等於忘掉自己的歷史。真正的進步，是知道自己的歷史中什麼應該拋棄，什麼值得繼承。

今天的國民黨是反對黨。國民黨當然可以反對民進黨，而且應該反對民進黨。

監督政府、挑戰政府政策、揭露執政者的錯誤，在國會裡阻止它認為錯誤的政策，在選舉中努力把民進黨趕下台，這些不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正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的責任。台灣如果只有一個長期執政而沒有強大反對力量監督的政黨，反而不是健康的民主。

所以問題從來不在國民黨反對民進黨。

問題是：反對民進黨之後，國民黨要往哪裡去？

我的答案很簡單：不是走向共產黨，而是找回國民黨。

這裡所說的找回國民黨，當然不是回到戒嚴年代，不是恢復黨國體制，更不是重新建立威權統治。恰恰相反，民主化之後的國民黨應該把民主價值與自己歷史上值得保存的價值結合起來，其中就包括國民黨今天似乎愈來愈不願意提起的另一筆政治遺產——反共。

反共在今天當然不能再是「反攻大陸」的冷戰口號。民主時代的反共，應該是一個民主政黨對共產極權的反對；不是為了消滅另一個政權，而是為了捍衛自由民主；不是要求人民服從國家，而是反對任何政權剝奪人民選擇政府、表達意見與追求自由的權利。

三十六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時，國民黨之所以如此熱情地接待我以及其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不正是因為當年的國民黨相信，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民主自由的中國學生，站在一個值得支持的位置嗎？

孫運璿之所以願意拖著中風後不便的腳走到門口迎接我，不就是因為他相信我們追求的東西值得一位老人對一群年輕人說一句：你們做得對，繼續努力嗎？

三十六年過去了，如果今天的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批判反而愈來愈小聲，我當然有理由困惑：

改變的究竟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國民黨沒有必要變成民進黨。台灣也不需要兩個民進黨。國民黨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兩岸政策，可以主張交流，可以反對民進黨的中國政策，也可以提出不同於民進黨的國家發展路線。

但是一個民主政黨與一個共產極權政權之間，應該存在一條非常清楚的價值界線。

民主化要求國民黨拋棄的是威權，不是反共；要求它接受的是民主，不是共產黨。

十一年前，我在那篇文章裡批評國民黨的權力結構使它缺乏反省能力。我當時甚至認為，在那樣的權力文化裡，「民意從來就不是一個影響思維和判斷的重要因素」，甚至常常被視為一種「不方便」。

十一年過去了，國民黨經歷過勝選，也經歷過敗選；當過執政黨，也當過反對黨；台灣變了，中國變了，世界也變了。今天重新讀這篇文章，我其實希望當年的批評已經過時。

文章老了，國民黨應該進步了。

然而真正令我擔心的，不是十一年前的某一項政治判斷今天是否仍然成立，而是這個政黨是不是逐漸失去了繼續進步的能力。

如果今天國民黨仍然有人支持，是因為台灣人民還記得孫運璿、李國鼎、趙耀東，還記得蔣經國時代的一些建設與改變，那麼國民黨更應該明白：這些都是前人替今天的國民黨存下來的政治信用，不是今天的國民黨自己掙來的。

政治信用和任何信用一樣，可以繼承一段時間，卻不能永遠只提款、不存款。

國民黨當然可以忘記孫運璿，可以忘記李國鼎、趙耀東，甚至可以忘記蔣經國。但是當國民黨忘記這些人的時候，它同時也在主動放棄一部分台灣人民直到今天仍然願意支持國民黨的理由。那些仍然崇尚理想、責任、操守與國家抱負的台灣人，看見國民黨自己都不再珍惜這些價值，不再把選票投給國民黨，也就成為完全合理的政治選擇。

所以，這不是國民黨應不應該懷舊的問題。

這是國民黨還想不想有未來的問題。

三十六年過去了，我仍然記得1990年那個炎熱的台北夏天，記得孫運璿拖著不方便的腳步走到門口，拉著我的手走進客廳，記得孫夫人從廚房拿出來的那支冰棒。

我有時會想：三十六年後的台灣，會不會也有人像我今天記得孫運璿一樣，記得今天的某一位國民黨政治人物？

不是因為他贏過多少場選舉，不是因為他在立法院罵過誰，不是因為他在政論節目上說過多麼聳動的話，而是因為人們記得，這個人曾經相信一些比自己的權位更大的事情；當人民把權力交給他的時候，他真的努力用這份權力去實現那些事情。

國民黨不需要變成民進黨，才能重新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它需要的，也許只是重新成為一個值得台灣人民支持的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