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如何贏得台海──更靈活的海軍能拒止中國

台灣與中國僅隔著約100英里寬的台灣海峽，必須仰賴海軍作為抵禦解放軍入侵的重要防線。台灣必須有能力阻止中國軍隊搭乘大型兩棲艦艇橫渡台灣海峽發動攻擊。傳統上，台灣偏好以驅逐艦與巡防艦等大型艦艇作為艦隊核心；這些艦艇既是國家力量的具體象徵，也是面對中國脅迫時展現決心的工具。台灣目前的造艦計畫，也包括以不同類型的新艦汰換老舊水面艦隊，其中不乏造價高昂的大型艦艇。

然而大型水面艦在有限的台灣周邊海域中相對脆弱，而科技進步使其更容易遭到偵測、追蹤與攻擊，進一步加劇這項弱點。中國已在先進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電戰系統、無人載具與飛彈等領域投入大量資源。在高強度衝突中，台灣的大型水面艦因此可能成為負擔。但台灣也握有一項優勢：同樣的科技也使解放軍的大型兩棲艦艇在狹窄水域中更加脆弱，而且其艦艇無法以更小、更具匿蹤性的載台取代。台灣可以利用這種不對稱性，以數量更多、噸位較小的水面作戰艦艇逐步取代驅逐艦與巡防艦。這些艦艇更有可能在中國第一波打擊中存活，並持續保有攻擊中國入侵艦隊的能力。

台灣海軍的造艦規劃包括大型水面作戰艦艇，例如一艘全新的7,000噸級軍艦、多達12艘3,000噸級輕型巡防艦，以及巡邏艦、八艘潛艦與輔助艦艇；這些重大計畫將延續至2030年代末期。面對中國的威脅，台灣海軍亟需徹底轉型，而這些大型艦艇可能成為轉型的阻礙。

要讓大型艦艇具備足以在台海高強度海戰中生存的匿蹤能力與多層次防禦系統，成本將高得令人卻步；但若缺乏這些能力，它們又可能過於脆弱，難以有效執行海軍最重要的戰時任務——拒止中國入侵部隊。其他國家建造類似戰艦的經驗顯示，這類計畫既昂貴又困難。例如，美國海軍的「星座級」（Constellation-class）巡防艦計畫，原先每艘預算約10億美元，之後卻面臨成本攀升，以及設計與進度上的重大挑戰。在該計畫取消前，每艘成本已攀升至約15億美元；即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這些戰艦仍缺乏在狹窄水域對抗先進敵手所需的能力。相較之下，15億美元已超過台灣海軍整體造艦計畫的年度預算。

台灣可以建造700至1,000噸級、具備匿蹤能力，並配備飛彈與無人載具的巡邏艦。這些艦艇較難被偵測與鎖定，同時仍保有足以攻擊渡海中國艦艇的火力。再結合現有岸置機動反艦飛彈、具備反艦打擊能力的戰機，以及八艘潛艦的整體規劃，台灣可以建立一套分散且難以摧毀的海上拒止體系，在承受中國攻擊後仍能持續作戰，並擊退其兩棲登陸部隊。

大型艦艇或許是國家力量的鮮明象徵，但它們相對容易遭到鎖定，一旦戰損，也可能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當艦艇在受到嚴密監視的狹窄海域中作戰時，容易暴露行蹤的特性很快就可能成為致命弱點。假如大型艦艇遭到擊沉，其後果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這種代價慘重的損失，可能使政治與軍事領導人在衝突持續之際，對投入其他軍艦變得躑躅不前。

過去四十多年的重大海戰顯示，任何預期在敵方海岸附近作戰的海軍，都應避免讓兵力結構過度依賴大型且昂貴的艦艇。1982年的福克蘭戰爭就是一例。阿根廷投入福克蘭衝突時，擁有一支實力可觀的艦隊，包括「貝爾格拉諾將軍號」（General Belgrano）巡洋艦與「五月二十五日號」（Veinticinco de Mayo）航空母艦。但在英國潛艦擊沉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後，阿根廷立即將其餘大部分水面艦隊（包括航艦）撤回靠近本土沿岸的水域和港口，直到戰爭結束。

六年後在波斯灣，美國海軍於「螳螂行動」（Operation Praying Mantis）中結合監視、戰機、艦艇與精準武器，重創伊朗海軍。美軍在一天之內擊沉或重創數艘於波斯灣狹窄水域活動的伊朗水面艦艇，其中包括兩艘大型巡防艦。福克蘭戰爭說明了損失大型軍艦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而螳螂行動則凸顯：當艦艇面

對擁有更有效「殺傷鏈」的敵手時，將承受極大風險。所謂殺傷鏈，是指偵測、識別、追蹤、鎖定目標並加以攻擊的完整流程。對台灣而言，教訓在於：如果大型軍艦無法存活到足以發揮戰力，再強大的火力也難以產生作用；而如果大型軍艦在戰爭初期遭受損失，也可能產生連鎖效應，削弱海軍持續作戰的能力。

無論從政治或軍事角度來看，損失一艘小型艦艇的代價，都遠低於損失一艘大型軍艦。例如2006年，真主黨一枚巡弋飛彈擊中在黎巴嫩外海活動的以色列較小的巡邏艦「哈尼特號」（Hanit）。該艦事前未收到威脅警告，幾乎沒有時間偵測並因應從12英里外岸上發射的飛彈，而且部分防禦系統當時並未完全啟動。飛彈造成四名官兵喪生並損壞艦上設備，但官兵們成功控制損害，哈尼特號最終仍自行返航。這次攻擊並未使以色列放棄巡邏艦戰略；相反地，以色列海軍後來建造防護與武裝更完善的巡邏艦。

對台灣更具啟示的是，烏克蘭在2022年遭俄羅斯入侵後的黑海戰場顯示，實力較弱的一方無須取得「制海權」，也不必擁有與對手規模相當的艦隊，仍能在交戰水域有效牽制強敵。烏克蘭結合陸基反艦巡弋飛彈、大量無人水面載具與無人機，以及外部情報支援，使俄羅斯黑海艦隊付出慘重代價，並迫使其大部分艦艇遠離烏克蘭沿岸。俄軍旗艦「莫斯科號」（Moskva）遭擊沉，就顯示即使是配備多層次防空系統的大型軍艦，面對有效的殺傷鏈仍可能十分脆弱。

目前伊朗的持續衝突進一步印證了這種模式：美國與以色列在衝突初期摧毀了伊朗大部分水面海軍力量，但美國海軍在試圖殲滅伊朗分散部署的飛彈、無人機、巡邏艇與布雷艇威脅時，卻遭遇重重困難。因此儘管伊朗失去絕大部分傳統海軍力量，仍保有威脅航運並阻斷荷莫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通行的能力。

正如上述案例所顯示，實力較弱的海軍不必控制周邊水域，也能阻斷更強大敵軍的行動自由。因此在台海衝突中，台灣海軍的目標應是「海上拒止」（sea denial）：阻止解放軍在台海取得行動自由，使其無法不受限制地發動入侵。達成海上拒止並不代表台灣應放棄水面艦隊，而是必須建立一支不同型態的艦隊——以數量更多的小型巡邏艦為核心。這些戰艦可以分散、獨立運作、共享情資並協同攻擊，使整體艦隊更有可能在第一波攻擊中存活，並持續攻擊入侵部隊。

芬蘭與瑞典提供了值得參考的例子。兩國都必須嚇阻並防範規模更大、實力更強的俄羅斯，同時因應俄羅斯對其領海主權的挑戰，並為可能的兩棲攻擊做好準備。兩國海軍皆以巡邏艦等較小型艦艇為核心，並成功因應俄羅斯的海上壓力。它們曾追蹤並驅離侵犯領海的俄羅斯潛艦，也曾將進入其水域的俄羅斯艦艇護送離開，並向莫斯科提出外交抗議。芬蘭與瑞典也都擁有廣泛、精密且持續升級的監視、通訊與決策支援網路，以竟其功。

台灣水面艦隊的重組並非遙不可及。今年7月，總統賴清德出席海軍第八艘、也是最新一艘飛彈巡邏艦「丹江軍艦」的成軍典禮。這艘由台灣自行建造、噸位較小但火力強大的巡邏艦採用創新的雙體船設計，兼具高速與穩定性；預計今年底前，還將有四艘同型艦艇成軍。台灣造船業已具備快速生產這類艦艇的能力，而持續量產可望透過經驗累積與規模效益進一步降低單艦成本，同時讓後續批次逐步整合新型武器、感測器、無人系統與實際操作經驗。這些艦艇每艘交付海軍的成本不到2億美元；相較之下，一艘7,000噸級軍艦的估計造價高達20億美元。因此停止建造大型軍艦的經費，顯然足以讓台灣海軍擁有更多的巡邏艦，與無人水面和水下艦艇。

這些變革也應與國軍感測器、通訊裝備、無人載具與飛彈網路的全面升級相互結合。台灣已在這些領域進行若干投資。最新的特別預算與下一階段海軍計畫，將透過海上監視無人機、升級指揮管制系統，以及導入人工智慧輔助的戰鬥決策支援系統，進一步強化殺傷鏈。這些能力都是建立有效海上拒止體系、阻止中國部隊自由跨越台灣海峽的關鍵基礎。然而，使台灣殺傷鏈能發揮功效的科技是一把雙面刃，因為解放軍也會運用類似科技攻擊台灣的大型水面艦。台灣唯有同步調整艦隊兵力結構並升級相關能力，才能更充分地為中國可能發動的入侵做好準備。

重組後的台灣水面艦隊，也可與建造八艘新潛艦的計畫相互配合，其中首艘潛艦已進入海試階段。潛艦速度雖比巡邏艦慢，卻更具匿蹤性。巡邏艦發射的飛彈與無人機可攻擊艦艇水線以上的重要部位，將之重創甚至擊沉；而潛艦發射的魚雷則可從水線以下造成致命破壞。因此重新思考水面艦隊的建軍方向，是讓台灣海軍投資發揮更大效益的關鍵。

台灣海軍轉型面臨的阻礙，主要來自體制而非技術。大型戰艦具有高能見度，能為造船廠帶來合約、創造就業機會、帶來國家成就感，也是政府重視國家安全的具體展現。相較之下，大眾看不到堆滿無人載具的倉庫，也看不到隱蔽部署的機動飛彈發射車。對海軍高層而言，維持現狀往往也比推動重大變革容易。台灣現有的驅逐艦與巡防艦，其中許多源自已有50年歷史的美國設計，其操作方式、訓練與維保體系都已為部隊所熟悉，因此在體制上屬於較為穩妥的選擇。

然而，台灣不應繼續保留甚至升級這些日益老舊、甚至已經過時的戰艦，而應逐步將其除役，並把有限的人力、經費與維保資源轉向更符合未來作戰需求的輕型水面艦艇。揚棄熟悉的載台與行之有年的作戰訓練，需要軍事將領承擔風險，也可能必須面對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挫折與批評。但處理複雜問題時，這些挑戰難以避免，不應因此中斷必要的改革。因此即使面臨批評，政府與國防部仍必須持續支持這些改革，並向社會大眾清楚說明其必要性。

經過多年停滯後，台灣的國防支出終於開始增加。台灣2027年擬議國防預算可能超過GDP的3%，立法院也在5月通過一項250億美元的國防特別預算，雖然規模龐大，但仍低於行政部門最初提出的400億美元。然而，如果把這些寶貴資源投入過時的防禦概念，繼續部署數量有限且容易遭受攻擊的大型戰艦，台灣並不會因此變得更安全。台灣需要一支分散、靈活、生存力高且具備強大打擊能力的海軍，才能在台海有效拒止解放軍的進犯。這樣的海軍在海上檢閱時或許不如大型艦隊壯觀，卻更能有效嚇阻中國可能發動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