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督圜/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繼今年4月香港民主黨宣布解散,在香港施行國安法五周年前夕,最後一個泛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也宣布因為龐大政治壓力選擇解散。在香港回歸28周年紀念之際,香港民主派即使在「一國兩制」下本應有其發言空間,但依然難容於中共國安體制的擴張。這不僅宣示著年底即將登場的立法會選舉將進一步彰顯「愛國者治港」,也再次印證中共重「安全」而輕「法理」的統治邏輯。
事實上,香港民主派的團滅並不令人意外,因為9月就要改選立法會的澳門,同樣不再讓非建制派有生存的空間;繼上一屆開始排除民主派,今年更是進一步限縮「愛國者治澳」的空間,直選議席只剩下8組候選人名單競逐14個議席,相較於2017年仍有25組參選、2021年有14組參選,顯示在北京管控下參政權日益萎縮。可見即使是「一國兩制」模範生的澳門,北京同樣在緊縮政治參與的空間。
何以在港澳已無可能有反抗勢力之際,北京依然對民主人士及相關政治組織趕盡殺絕?吾人可以從兩個面向進行觀察。其一,日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視察,並出席《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周年論壇,期間他致詞表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面臨的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反中亂港勢力依然潛伏、各種『軟對抗』依然存在,必須確保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雖然夏寶龍也要求香港各界要做好內聯外通、擦亮香港法治招牌、發展國際人才聚集地等任務,但其治港政策核心現階段依然是國家安全。
其二,5月時中共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白皮書,綜觀白皮書的內容,延續了習近平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核心思維,並將中國所面對的不穩定挑戰訴諸外部勢力的干預,這種將壓力甩鍋於他國,成為合理化自身執政困境的藉口。隨著中央定調下,香港政府自然繼續跟著主旋律加大對公民社會的箝制。
以國家安全持續加大箝制公民社會
夏寶龍返京後,港府上下開始群起響應國安論述,「軟對抗」之說迅速蔓延至教育、環保、醫療、體育乃至交通建設等各個領域。儘管北京不斷宣傳香港已經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實際情況卻是經濟需求低迷、消費信心萎縮、樓市長期疲弱、就業風險升高。再加上通膨壓力與港幣、人民幣匯差縮小,港人假日北上消費已成常態,反映出香港經濟吸引力與競爭力持續下滑。是以夏寶龍強調國家安全的政策主軸,恰恰正足以讓港府官員作為掩蓋香港治理失當的遮羞布。
回顧近兩年,中聯辦前主任鄭雁雄主導強硬清洗,雖打壓了北京眼中的「壞分子」,卻也導致外資企業、金融機構及律師事務所因國安法不確定性及法治倒退紛紛撤出香港。即便北京近期改以較務實的港澳辦副主任周霽取代鄭雁雄,企圖重拾外界對港經濟前景的信心,但國安至上的高壓氛圍早已深植社會,市民普遍選擇對政策噤聲以對,政府與民間之間的裂痕難以修補。
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新政制選出的立法會議員普遍缺乏社會認同,不少人只擅長迎合上意、剪綵致詞,民間觀感不佳,能力與形象均受質疑。甚至連港澳辦副主任王靈桂亦罕見地公開表示,認為下一屆應選出具能力與水準的「愛國者」。
一國兩制陷困境 北京政治清洗民主派遺緒
北京深知「一國兩制」形象已陷困境,難以自圓其說,遂將統治不滿歸咎於「軟對抗」與民主派遺緒,認為唯有斬斷社會對政治改變的期待,方能重建民心,並隔絕外部勢力干預。然而,此種邏輯已陷入治理悖論:一方面欲吸引國際投資、強化香港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憂心所謂外來滲透、全面箝制社會多元。在國安至上的指導思想下,唯有「清除威脅」後才談經濟開放,其思維令人想起毛澤東時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邏輯,幾無二致。
整體而言,今日香港早已不復過往東西薈萃、多元並容的面貌。即便北京積極籌建國際調解院、推動滬港金融合作,試圖重建香港國際城市形象,但只要「國安主旋律」不變,香港終將淪為一個「安全的中國城市」,而非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都會,其未來發展空間難言樂觀。